蒙古大军溃败的黑死病原体是谁发现的

欧洲从年开始爆发黑死病，也叫作肺鼠疫。规模巨大，经过流行，万人口的大约三分之一，即万左右死于这场瘟疫。它是由西征的蒙古大军带去的，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场瘟疫的源发地也是中国。记得前些年看到复旦大学曹树基先生发表在《历史研究》专门讨论在中国河北、内蒙、辽宁交界的大片地区，是世界上最大的肺鼠疫的源发地。在元初爆发的这场鼠疫，仅中国就死亡－万人口。

当时传染的具体情形应是：年，蒙古军队在西征途中攻打黑海北部克里米亚半岛的塔纳和加发两座城市，因为这是刚刚兴起资本主义的意大利城市通往东方，尤其是中国的商路的重要城市，热那亚人在这里助卫。

久攻不下的蒙古军队想出了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方法：在进攻时，把染病死去的尸体当作炮弹，发射到城市里面，导致致命的病菌在城市里开始传播。

那些染病的意大利人乘船逃回意大利，正好是冬季，肺部的抵抗力比较低，迅速在整个欧洲传染开来。这样史无前例的大瘟疫，对欧洲历史起了相当大的影响。

但是想到瘟疫的威力如此之大，生命在此时如此脆弱，不分贫富，也几乎部分地域，横扫整个欧亚大陆，和蒙古军队之野蛮，同样令人思之心寒，其可怕程度往往被欧洲人视为来自“上帝的惩罚”，虽然瘟疫最终给压在了五指山下，暂时没有兴风作浪但是。。。。

年后。。。。。。

年3月，清代的广州城下起了春雨，没料想到这场雨竟然会淅淅沥沥的一直延续到7月，在此期间有很多老鼠死亡，鼠尸脓肿糜烂。

于是3月开始广州城率先爆发，粤语中常常称鼠疫为“痒子”，时人也将其称呼为“时疫”、“瘟疫”、“卵子症”、“疙瘩瘟”、“标蛇”、“大头天行症”、“红丝疔”、“疡子疮”等。没过多久，港英殖民政府担心防疫，指派调查员罗森医生（Dr.Lowson,J.A）和亚历山大·雷尼尔医生（AlexanderRennie）前往如人间地狱般的广州调查。当雷尼尔到达广州时，忧心道，“从年3月初到月底，在广州城爆发了腹股沟腺鼠疫，打破了广州健康的局面。截至本报告写作之时，此次传染病已经蔓延到周边城镇和村庄，以及香港。”同年5月15日，《申报》头版报道了香港鼠疫情况，“香港华人近得一病，时时身上发肿，不一日即毙，其病起于粤省及北海，近始蔓延而至。每日病者约三十人，死至十七八人”。

对于西方人而言，香港鼠疫无异于黑死病梦魇的再次降临，所以很快作出反应，纷纷宣布各自通商口岸的港口检疫规章和制度。年5月10日香港宣布成为疫区，但是实施检疫并无法防疫，事实上，当时广州和香港的中西医对这场鼠疫都是同样的无可奈何。

雷尼尔医生在工作报告中写道：“我们在很努力的探求之后，只好接受官方、医学界和外行的资料，这些资料都显示，虽然在广州时时有各种传染病流行，特别是在春天时。目前这个特殊的病此前从未见过。在此病开始爆发时，我们所接触的本地医师都表示对这个疾病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港英政府只好向其他国家求助，日本政府派遣了医学博士青山胤通和北里柴三郎，他们于同年4月中旬由东京航海至香港考察疫症情形，医院（KennedyTownHospital）安排实验。不料二人两星期之后也出现疑似症状，先后被送往“海之船”（Hygeia）调理，然而还是发生了不幸，青山胤通很快就死于鼠疫，青山之死给了北里柴三郎更大的刺激，最终他在显微镜下发现了鼠疫杆状物，“虫形纤小而长，首尾皆圆”，随后他将调研报告公之于众，轰动西医各界，上海的《申报》进行了全文报道。

腺鼠疫杆菌（又名耶尔森菌）。网络资料

几乎与此同时，法国政府派遣耶尔森（AlexandreYersin，-）从河内到香港，想遏止瘟疫向越南东京湾蔓延。年6月15日，他和两位助手到达香港，仅有一台显微镜和消毒蒸锅，医院（AliceMemorialHospital）内。在艰苦的情况下，耶尔森仅用五天就分离出首尾圆形、轻微着色的鼠疫杆菌。他们通过解剖鼠尸，证明了疫死的老鼠和人感染的是同一种细菌。由于发现这种关联，他很快给鼠疫下了第一个科学的定义：“鼠疫是一种接触传染和可接种的疾病。很可能是老鼠构成主要的媒介”。他将这个发现写成一篇论文发表，并对这个疾病提出详细的治疗方法。虽然北里一行人也发现了鼠疫杆状物，但是耶尔森先人一步确定鼠疫和鼠疫杆菌的关系，故一般认为鼠疫杆菌的发现者是耶尔森，后世亦将鼠疫杆菌命名为鼠疫耶尔森氏杆菌（Yersiniapestis）。

6年后，年，李斯顿（W.GlenListon）才在印度确切地指出跳蚤是这种疾病的病媒；人类感染，鼠疫与鼠疫杆菌之间的关系最终认识到跳蚤在人与鼠之间的媒介作用！

当时的中医与西医，都难抵御

在年香港鼠疫流行中，很明显的由于中医和西医本身对瘟疫的理解不同，而且有各自的治疫传统，因此“有信仰的病人”与“负责任的医生”之间的剧情也在此次鼠疫中上演。

中医一般认为瘟疫是由四时不正之气、六淫（风、寒、暑、湿、燥、火）、尸气及其他秽气而形成。所谓四时不正之气是指，“凡时行者春时应暖而复大寒，夏时应大热而反大凉，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之气”，当时中医认为此次鼠疫的发病原理是，“一言以括之曰湿热之毒，人少阳，一经而已，盖发于夏秋湿气，令惹起蒸之，故此湿热为毒之验也。鼠居地中，先受湿热，故鼠先病，少阳乃三焦与胆皆主相火，湿热与火相合，故统观此症，热毒最重，少阳主周身之膜膈，其经绕耳，行手膀胆与肝连，肝脉绕腠缝，故生痒子必在此三处，痒子者湿热之毒凝聚痰血而成也，即疙瘩是矣。”

年鼠疫期间，坊间有一辟瘟古方颇为流传，据称该方能治时行痧疫、霍乱、转筋、吐泻、绞肠、腹痛诸痧及急暴恶症，“凡夏秋感症服之，无不应手立效”，申报馆还将其登报推广，配方包括犀黄、大枣、麻黄、细辛、当门子、雌黄、莪术、水安息、白芷、琥珀、槟榔、川乌、冰片、胡椒、黄柏、桂心、茅术、蜈蚣、升麻、香附、白芍、蒲黄、丹参、桃仁霜、毛菇、天麻、净辰沙、大黄、玳瑁、柴胡、元精石、石葛浦、紫菀、莞花、四脚蛇等七十五味药。此方是一外科处方，可治疮痈、痰核、瘰疬一类疾病，一般制成丸药服，捣碎也可以外用，有清热解毒、化痰散结、活血化瘀的作用。单从75味药材来看，像大黄这类的虎狼之药，剂量不可谓不重。另又有蜈蚣、蜥蜴等剧毒药物，取以毒攻毒之意，故药性猛烈，专治疗重疾，使用宜慎重，且这类古方古书中有很多，充其量是一个民间验方。至于方药调配修合时，要求择黄道吉日虔诚斋戒，避见妇女、孝服人、僧道、女尼，念大悲神咒，这体现了古人对炮制中药时的态度要求非常高，相信各种神秘力量的加入可以强化药效。

（《辟瘟丹方》见《申报》年5月29日）

清代之前的中国人普遍认为与外国人有不同的身体构造，他们担心，“恐以西药治华病，脏腑各有不同，一旦病亡，首邱莫正，死者含冤，生者抱恨”。

加上当时还没有抗生素，虽然此时乙醚（ether）和氯仿（chloroform）已应用到外科手术中，但感染影响了手术的成功率，而中医的保守调理方法还不至于让患者马上挂掉。因此时人更愿意接受中医药的治疗，对西方疗法还很难接受。

雷尼尔医生认为，“防治鼠疫的首要措施就是实行轮船和海港检疫条例，还要对可能携带有疫病的废弃物进行检疫”。他把防治的重点锁定在那些贫穷、拥挤和污秽不堪的华人房屋，认为“这种污秽的房屋及其地下是病毒的发源地”，十分强调环境与鼠疫的关系，由此可看出雷尼尔也深受19世纪“查德威克式公共卫生”的影响。

事实上，中国人似乎也意识到老鼠是“疫气”的传播者，“清朝部分县令采取措施收集所有死亡的老鼠，每抓到一只老鼠给十钱，直到5月8日，据说以这种方式共收集了2只老鼠”。

至于西医对中医丹方的态度以及此时西医治疗鼠疫的方法，则可从雷尼尔的医学报告中清晰地看到。

雷尼尔的医学报告

在雷尼尔认为华医根据症状，主张祛热，但很多时候求助所谓的秘方，下面译介一个当时较常见的配方：

紫檀，1.5豆蔻；槟榔，3分；野菊花，3豆蔻；黄芩，1.5豆蔻；蒲公英，1.5豆蔻；四川的大黄，1.5豆蔻；甘草，2豆蔻。

具体服用方法是，首先将以上药材混合煮沸成液体，然后喝掉，最后用研成粉末的野菊花的叶子擦拭身体。

此外，雷尼尔还介绍了一个当时广为流传的西药配方：首先将一茶杯的海水添加2分的生石灰，并特别强调生石灰必须是从石头里炼出来的，来自其他途径的则不适用。然后将其振荡并过滤后，添加0.两的甘汞，最后用这种药水擦拭身上的肿胀部分。当病人病危时，就在温暖的海水中溶解一剂量的碘化钾，并且让病人立即喝掉。

以上所列中医药方很明显主要用于清热解毒，强调内服外用，表里同治。而西药配方主要是生石灰、甘汞、碘化钾三种物质组成。生石灰与海水调配成石灰水，可起到消毒杀菌的作用，而碘化钾对皮肤坏死组织起到溶解作用。但是甘汞（氯化亚汞）是重金属，毒性很强，对人体损害很大，但欧洲人经常用汞治疗各种疾病，这种用汞治病的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二者对比，不难发现中医药方药性舒缓，西医药方药性猛烈，毒性也很强。

雷尼尔不得不承认，“无论是中医秘方还是西医药水，也不管医生是庸医还是良医，几乎所有常见的药品对于治疗鼠疫都是无效的”，同等情况下，有信仰的华人更愿意接受负责的华医，而不是陌生的西医。虽然此时鼠疫杆菌已被发现，但作为发现者之一的细菌学家北里也表示没有特效药能够治疗鼠疫，只能从个人及公共卫生方面努力。

义和团出动了，请“洪圣大王”来驱瘟神

当药物治疗不能见效时，中医西医都无济于事，义和团就开始出动了，很多人不分昼夜地抬神巡街，沿路施放鞭炮希望能驱走恶魔，官方也禁止杀猪。他们通过“年中度岁”的方式，将农历四月初一日作为新年，从而使瘟神混淆年月，使致命的一年早些结束。龙舟被认为能够驱赶瘟神，人们划桨穿行于整个城市。关于“请神治疫”的报道屡见报端，此年“请神治疫”的仪式可谓五花八门，有“入庙驱鬼”、“羽士超度亡魂”、“洪圣各神游街”、“年中度岁”、“城隍设坛打醮祈禳”、“舞狮迎神”、“观音巡游”、“关圣巡游”等等。“洪圣”是提到最多的神仙，“关圣”和“观音”次之，因其为地方神，故信众颇多。这种舁神巡游的做法也称为“赛会”，其仪仗阵容大概为“前导金鼓二，即大锣也，而衔牌、繖、扇、旗、红帽、黑帽、香亭及陈设各物之亭继之，中杂以乐队、骑队。神舆将至，则先之以提鑪，而僧道及善男信女则随于后，有系铁錬于手足者，有服赭衣而背插斩条者，有裸上体而悬香鑪于臂者，皆先期许愿，至是还愿之人也”。除舁神巡游之外，建醮祈禳也是每逢天灾人祸时经常举行的仪式，这在广东省各府州县十分普遍，以至于引来时任李汉章的不屑。

洪圣像。网络资料

以上在雷尼尔眼中是“迷信”，虽也有国人批评道，“愚夫愚妇喜佞神鬼，每当无可如何之际，辄信巫觋之谈，延请僧道诵经、礼忏或更张皇耳目，赛会迎神，不惜以有用之赀财，掷之于无益之地”。

然而西方人自中世纪以来一贯认为鼠疫是“上帝带给人类的惩罚”的宗教迷信认识，却暂时没有改变！均认为此年鼠疫是中世纪黑死病的起死回生

为此，港英政府不得不再次邀请国际细菌学专家北里柴三郎和耶尔森前往香港验查。经过二人的研究表明，此次瘟疫的病原体是鼠疫杆菌，初步断定跳蚤可能是这种传染病的病媒，这在当时是轰动世界的发现，虽然在当时香港和广东有限的医疗条件下，中西医使出浑身解数，仍不能迅速有效地控制疫情和治疗病情，这反映出细菌学说形成初期尚未能彻底改变当时的医疗技术的现实状况，随着真相大白，年前的魔咒终于在中西方解开，人类共同向前迈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