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年2月15日,大难不死的小嫂子脸色潮红,因为较长时间使用全身皮质醇激素而并发的“满月脸”丝毫不能遮盖她灿烂的笑容。这会儿,她正在RICU的走廊里与将她从死亡边缘拽回来的医护人员神采奕奕地合照留念。明天,她将转至产科接受康复治疗。
小嫂子于38周前停经,诊断宫内妊娠,孕期体检未见异常,却于1月7日晚间出现高热,最高体温达39.9℃,咳嗽,痰中带血,喘憋明显,不能平卧,先后于当地3家医院诊治,但喘憋进行性加重,1月9日转至朝阳急诊。监测血氧饱和度进行性下降,开始烦躁谵妄,吸氧不能缓解严重的缺氧。与此同时,血清心肌酶和肝酶浓度显著升高,随后咽拭子结果回报“新型H1N1病毒核酸检测阳性”,考虑甲流病毒性重症肺炎并多脏器功能障碍,予抗病毒、镇静、扩血管利尿、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通气及支持治疗。
当天超声显示胎死宫内,妇产科、感染科、呼吸科等多学科会诊后,于1月9日上午10点急行剖宫产术取出一男性死婴,下午1点转入RICU。入室时血压低,在呼吸机辅助通气和吸氧浓度%条件下,血氧饱和度低至80%以下。调整呼吸机模式及参数,血氧改善不明显。晚上8点急行静静脉体外膜肺治疗,同时给予抗病毒、抗感染、强心升压、营养心肌、输血输蛋白、促宫缩及支持治疗。随后,心功能逐渐改善,但病毒感染后肺间质纤维化并感染,宫缩乏力,凝血功能障碍,伤口愈合不良,继发盆腔感染,病情危重。
1月22日行气管切开,继续给予积极抗感染,促宫缩,纠正凝血障碍,每日伤口换药及营养支持等治疗。经上述治疗病人感染逐渐好转,肺功能改善,于1月30日成功撤离体外膜肺,2月7日成功撤离呼吸机,2月9日拔除气管切开套管改为鼻导管吸氧,2月12日停用所有抗生素。
我从年入行的那一天就全面了解到,作为一个全国著名的临床科室,朝阳呼吸救治呼吸疑难与危重症的能力十分强大。去年从到朝阳上班的第一天起,我就被科室的实力刷新了认识。肺血管疾病专业组的一位老师半天的专家门诊居然看了32例肺栓塞患者。32例是个什么概念?那一年有些省份全年确诊的肺栓塞例数未必超过32例。在我从前的观念里,因为病毒性肺炎出现“白肺”的患者,几乎没有存活的可能,而这样的患者在朝阳呼吸的生存率竟然超过85%。那时,当我听同事们以非常平淡的口气说着这些神奇的故事时,确实惊呆了。
正因为这个学科比我以前曾经工作过的呼吸科都强大得多,我一开始就将所加入这个团队之后将面临的困境左到右再从右到左、从上到下再从下到上捋过若干遍,最后觉得应该能接球。除了我本人对自己的抉择有信心之外,无数的人持不乐观的态度。
两周前,在京的部分呼吸科专家应邀出席了《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编辑部的审稿会暨春节茶话会。我在会上终于见到了无限崇敬而多年未能见面的杨玉贞教授。杨教授年届耄耋高龄,身体依然很好,医院的呼吸科主任,兼任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分会主任委员。多少年以来,杨教授因为治学严谨、慈祥仁厚而深受全国同行的真情爱戴。那天,杨教授不无担忧地询问我:“施焕中,你咋不来看我呢?我一直在惦记着你。来北京工作后还好吗?”然后转身对朝阳副院长佟晚亮教授说:“我很佩服施焕中的勇气,连北京这样的地方都敢闯进来。”
十天前,数十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呼吸科专家在古城西安欢聚一堂。一位和我同桌痛饮的大咖教授带着几分微醺当众说开了:“朝阳呼吸,连我都不敢去,施焕中居然敢去!”数年前,我两侧肩胛下角线第九肋间同时被该教授在暗处发射的飞镖击中,此刻更体会不到他的善意。依照我的理解,他在借着酒兴揶揄我作茧自缚,很久就会死得很难看。如果我被耍得团团飞转,相信他会真情地长久偷笑。
一周前,两位早前认识的女同事抛开世俗观念,慷慨而勇敢地在工体里的一家餐厅请我吃饭。席间,一位在双眼看着另一位的同时心不在焉地对我说:“您在外地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跑到我们科来?难道不知道我们科的人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朝阳人吗?”我一个人撇开一家老小先期来到北京讨生活,医院安排的客房里,渴望有人冲破世俗的观念向我靠近一步。只是,那一刻本来涌上心头的感动顿时销蚀殆尽,代之而起的是脑海里的一片茫然。
2
总面积只有平方米的小套间位于潘家园华威北里一个拥挤不堪的小区里,医院能给予我最大程度的住房支持。在我们入住之前,医院领导责成总务处联系家装公司对房子进行全面新装修。因为这个情谊,吴卫处长成为我在朝阳的第一个好朋友。
全家住进新房子之后,我想到的第一件事便是请求吴卫代我召集全体出了大力气的兄弟们前往广西大厦吃一顿饭。吴卫的发小郭杰教授是朝阳乳腺外科专家,当住院医生时快刀斩乱麻地将实习小学妹带教成为杰嫂,杰嫂定科之后成为了一位呼吸科大夫。我去年来到北京最初几个月使用的小车,就是杰哥从他的哥们那儿弄来的。要说我的普通话有了神速的进步,吴卫和杰哥便是当之无愧的京腔启蒙老师。在一次商讨学科建设的小型座谈会上,正好杰哥来电,坐在我旁边的杰嫂无意中惊鸿一瞥了我的手机显示屏,架不住有失副主任医生的矜持当众哈哈大笑,笑累之类才发出由衷的感叹:“要不说主任您为何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呢?思维总跟常人不一样”。在我的手机上,她看到来电者“杰哥”的单位名称是“奶科”。所以说,任何人万不能窥视他人的隐私,指不定别人心中的小知识就成了你肤浅世界里的不正经。
以家乡菜宴请一大帮北京哥们儿的第二天,我还沉浸在轻快的微醺之中,在门诊办公室见到普通话毫无瑕疵的何小菲大夫时,饶有兴致地对她说道:“昨天晚上我请朋友们喝酒了,酒是我网购的一箱二锅头。”
何大夫面容白皙明净,眼睛大而恬静,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不可能收取红包。只见她收住了端庄的笑容,重重地责怪我不把她当成好同事:“您咋不早说?我那儿有的是酒,留在家里也没人喝,我可以拿些来给您。”
“下个月我还要还人情请一次客,现在告诉你应该不算太晚。你可以将家里的酒拿过来,放在这间办公室就中。”
“啊?”
“还有一点,请你不要向任何人诉说,我请人吃饭,喝的酒是你出钱买的。要不然,我的脸往哪儿搁?”
这个时候,我注意到何大夫愣了一下,足足有四分钟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她家里肯定会存有一些好酒,但不一定是二锅头,数量也不至于能达到我的起步要求。此外,她根本就不曾想到我会如此很傻很天真地接她的话儿,而且居然同意接受她的友情馈赠。她在说愿意送酒给我的时候,压根儿就不打算真正出手,只是习惯性客套一下而已。这事给我的印象是挺有趣,让我想得更多的是南北文化差异。
南北文化差异还真的存在,而且体现在无数的细节之中。上个月,我有分寸地帮过一位漂亮但不大方的年轻护士长一个很大的忙。为了答谢我善良的壮举,贤良淑德的护士长下定决心要请我吃一顿饭。那是一桩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事儿,不就是一餐饭吗?于是乎,我连想也不想便爽朗地答应从容赴宴。作为事实,由于个性随和影子正不怕身歪,我时不时单刀赴会与某一两个小嫂子或阿婶光明正大地在各个城市特别充满阳光的街道某一家餐馆共进晚餐。譬如说,参加全国学术年会,我几乎不可能拿着红红绿绿的餐券去吃会议安排的忆苦思甜晚餐,而是约请一两三四五个生活作风正派的女同行朋友离开会场去,上街去吃当地的风味特色。
“您先走一步,在白家庄路拐角处等我,那里熟人少。”下班之前,护士长在电话中说道。我能感觉到电话那头的慌乱和语无伦次,言辞之中似乎听到:“容易被人误会啦……给领导印象不好啦……别人会说闲话啦……”等等诸如此类的话头话尾。
“我不去做贼,为什么怕被熟人看见?”我不解地问道。我坚定不移地相信,护士长是一个十全十美没有任何缺点的良家妇女,请我吃一顿晚饭完全是出于平常的礼尚往来。然而,不管她出于何种考虑,那样对待一位眼神从不斜视的教授是不能接受的。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伤害,尽管刀口不是很深。这种情况,从前在南宁和武汉未曾经历过。
我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我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护我的家庭免受一切伤害。在这样的一种大背景下,有何可能“被人误会”?吃一餐晚饭就可以误会,要是吃上两餐难道还不捉去浸猪笼?是个人都知道我的另一个名字就叫“放心男”。从前打牌的日子,战斗持续到半夜鸡叫时分龙学明师兄家的母老虎打来电话查房,师兄的守门必杀技便是对着手机吼上一句:“忙着,和施焕中在打牌。”这就化解了人世间最令人头疼的夫妻危机。
3
结婚之后进京之前,我基本上没干过家务,如今买菜洗菜烧火做饭成为了日常的操作。这一天,我下班之后熟练地在小区对面的菜市场买好了菜,然后才走进全貌具有上个世纪80年代单位宿舍区特征的拥挤凌乱的小区,搭乘电梯上到十四层公寓楼,经过暗无天日的过道打开自家西北方位的小套间。
刚刚将各种菜放好在厨房里,我就听到房门被坦克轰隆隆地撞击着。不用说,这是来自安徽的家政钟点工汪嫂上班来了。我打开门冲着汪嫂没好气地说道:“你干过拆迁队吧?”文化程度不高的汪嫂显然不能理解我说的话,没有任何反应地走了进来。她是一个彪悍的女汉子,两三个月前曾对我们说因为钱的纷争与老公干了一仗,吃了点小亏之后报警要求警察来执法。
我曾无数次告诉她,我无耳疾,听力正常,没有必要捣破我家的房门。再说,我从卧室走到客厅开门需要一个过程,我又不会飞,没有必要连打滚天雷。迄今为止,我所有的建议全都无济于事,汪嫂日复一日地我行我素,没有丝毫的协作精神。
我在她来我家拆迁次之后请求她手下留情:“你敲门的时候能不能小声一点?”她敲门时霹雳春雷般的爆炸性巨响,巨响连续而且节奏急速,大有兵临城下之势。她心不在焉地回答:“好。”很显然,她永远不接受我的意见,每一次都要毁灭我的房子。
汪嫂的嗓门奇高无比,既尖亮又极具穿透力,穿透效果与意大利那位因胰腺癌去世的男高音歌唱家有得一拼。她在厨房里窃窃私语的时候,我在遥远的卧室兼书房亦感觉到家里仿佛安装了木器加工厂专用的电锯。作为事实,我几乎没有一天不粗鲁地提醒她,在我看书时尽可能调低电锯的输出功率,但是,她总是一如既往地蔑视我的提醒。后来我忽然意识到,最适合汪嫂干的工种不是家政,而是收入更为可观的职业医闹分子。
大部分饭菜已经烧好,亭亭玉立和哥哥妹妹还没回到家。我走进卧室,打算看点书,他们一回到家,我只需要爆炒最后一碟切好了的鸡肉即可开饭。这个时候,我看见汪嫂放下提桶,双手合力疯狂砰砰磅磅要关闭卧室开向阳台的门,地动山摇七八个回合之后她转身对我说:“门下垂了。”我走过去将卡着门板和门槛之间的布质门帘拉开,然后轻轻把门关紧。我这才想到几天前小客厅开向另一个阳台的门板歪了,请来木匠才修好,是她犯的罪。要知道,房子只是三个月之前才新装修完工。
见我走进卧室,汪嫂退了出去,客厅和厨房的保洁还需要她劳作。不久,施戈和妹妹打闹着跟随妈妈喜洋洋地回到家,我应声跑出去,要搭配香菇生炒我的鸡。不幸的是,我去到厨房一看,汪嫂干了一件比暴力破门更可怕的事。她将我切好的鸡肉在滚烫的开水中涮过了一趟水,基本上将鸡肉烫熟。她说:“我烫好了鸡肉,你可以煲鸡汤了。”我亲切地询问大嫂:“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她回答道:“这样过一趟水煮着才好吃”。
在北京生活最显著的痛苦之一就是买不到没下过蛋的母鸡。今天时来运转,高价从市场买回一只百年一遇、看起来不那么老态龙钟的小母鸡。在此之前,我曾经告诉过汪嫂不要碰、不要切、不要煮鸡肉,所有的鸡肉都由我或者孩子他娘亲自操刀和烹饪。十分钟之前,一想到有鸡肉吃还预先兴奋了一大阵。
4
吃过晚饭之后,施戈和美儿必须循例做他们的家庭作业,我则和亭亭玉立恩爱地出门散步。
我们的小房子位于潘家园的一个小区内,周围环境脏、乱、差、吵,很不宜居,不可能有合适的场地供增强人民体质。但是,也不能不经常运动,要不然容易生病。于是乎,晚饭散步便成为唯一的锻炼方式,尽管整个过程并不总是如同既往那样赏心悦目。
我们走出狭窄的小区大门,沿着华威北里奔北遛弯儿,我一边走一边想着自己的心事。小时候家里很穷,生活变得有点模样那是年大学毕业之后的事儿。到了今天,我真的拿捏不准自己是不是还在“奋斗”,因为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我只知道我还有目标很明确的事情要做。实际上,过去几十年来也都是这么着的。我从来就不怀疑,从小到大我都是一个叛逆、不安分的人。几十年的人生轨迹显示,我不可能安于现状,喜欢干的事情就是视挑战不同的困境为常规。实际上,自从年15岁初中毕业离家之后,我从无在一个岗位不间断停留五年或以上的经历,除了大学阶段。
在乡下念到初中时就明白不能呆在农村活一辈子,也明白能够改变这一苦命的惟一途径就是读书。结果,我初中毕业时考入了广西卫生学校读中专,念的是检验专业。年中专毕业之后回医院作为检验士工作了两年。没有人指点,凭感觉就断定不能在县城那样的地方待一辈子,而离开的办法也只能是读书。结果,年我考入了广西医学院;入学一开始我就不曾糊涂过,大学毕业后必须留校工作。我没有背景、没有靠山,甚至连吃饭钱都成为问题,能够留校的路子当然也只有一条:读书。结果,我大学五年的成绩一直是全年级的数一数二。
再后来,读硕士、读博士、出国深造,所有的人生轨迹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从而实现预定的目标。在这2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我似乎不曾感受到自己是在“奋斗”,一开始就认为到本来就该那样。现在回过头来看,一路走来还真的不容易,但具体到某一段时光要说到底有多难,似乎也不是很苦,也都还是一路欢歌笑语。
对我而言,血气方刚的时代不经历不同的世面那是很悲惨的事。纵然时至今日不再朝气蓬勃,但要我墨守陈规并按常理出牌,真的不如去死。在我看来,生活需要激情,而激情必定来自新生事物以及不同的环境。迎接挑战、摆平困难能够给人长时间的快感,我一直试图不断地体味这种沁人心肺的畅快。有时候我甚至大胆地设想,或许将来某一天当医生当烦了,说不定我会换一个完全陌生的职业试试。这种想法对于其他同样也快要50岁的人而言,不啻发疯的思维,不过我心里明白,这对我而言就说不准了,因为我的骨子里本来就有着一种天生的不安分。
年初去到武汉生活之后,注意到很多行人不横穿马路不看红绿灯,开车也多见不讲规矩,现在居然发现,武汉市区的交通管理虽然不能与南宁相提并论,但不知道比北京好了多少倍。我们继续往前走着,沿途看到少小贩在叫卖各种农副产品。有人就地摆摊,有人就着三轮车开铺营业,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声嘶力竭地吆喝个不停。从前我也曾深恶痛绝英勇善战的城管来捣毁他们的商圈,后来发觉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不办营业执照、不照章纳税、货物多半伪劣、刻意短斤少两、扰乱经济秩序、损害规矩商人的正当利益、破坏居民作息环境、增加交通事故风险、阻挡孩子们放学回家之路,我终于不再对此发表看法了。生活艰辛是一回事,采用不正当的手段谋生又是另一回事。
“发誓两年之内必定离开这个地方,久居会发疯的。”我说。
“这儿也有好处,离广西大厦近,想吃老友粉走路过去几分钟就到。”亭亭玉立对生活的怨言素来很少。她从南宁去到武汉生活,很快就喜欢上了那里的浓浓的人情味,从武汉来到北京貌似也很受用这里的各种方便。
“上班几个月,我逐渐发现这里所有的气氛与从前大不一样。前几天碰到一个改行当了领导的前呼吸科教授,他对我说:‘焕中啊,我们大家要互相帮助,共同搞好我国的呼吸医学事业。’当时我就想,这哥们儿真会鼻子插葱装象,居然可以将矫情发挥到如此极致并成功地不在乎别人的感受。不过,我表面上还是连说是是是。”
“北京的水太深,你不敢像在广西那时太任性,不然要吃的苦头多着呢。”
“这个倒是不用担心,咱不会傻到要跟人叫板,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咱来北京工作的原因,不是某一个人要特别照顾咱,而是咱自有不可替代的利用价值,谁都不傻,谁也不欠谁的。”
“打住,你可别到处乱说,让人听了不舒服。”
“放心吧,这是夫妻夜话。”
有些以为我不足够的睿智的人倒是很有意思。去年12月份,医院一个职能部门的负责人煞有其事地打“千辛万苦,我终于为您抢到一个市高级职称评审专家的指标。稍后我将申请表发到您邮箱,请您尽快填好发回给我,后面的事情我来处理。”
我瞪大耳朵,心里头一万个疑惑不解。拒绝成为省级任何名目包括科技立项、成果以及职称的评审专家,是我职业生涯中的基本爱好。这位小哥所说的这个表格以及其他五花八门的入库专家登记表,从我进京工作之后的第二个月起就陆续塞进我的邮箱,因为不胜其烦,我早就将骚扰的电邮地址全部拉黑。小哥显然没见过如此清新脱俗的真货专家,想当然将超市塑料购物袋当作爱马仕包包送我一个干人情。我平静地会说:“这个就免了,事情多忙不过来。”
“这个很重要,很多主任想当,我也抢不到指标。”
“干这种事每天的评审费就块钱,划不来呀。”
“这不是钱的事,也不是您个人的事,医院综合影响力的事。”
“需要这么高的家国情怀?有点吓人了。”
“您应该多多参与重要的社会工作,这样才能扩大知名度,医院的大夫认识。”
“我一个非常重大的中国梦就是避免被他们认识,更不愿意阅读成堆的垃圾论文。我不愿意被不认识的人打扰,认识他们不能给我带来好处,只会浪费我的时间。”
这绝不是急性标新立异,我在广西和湖北时就这么想、这么说、这个干的,老家的人早就熟悉我的套路,见怪不怪了。刚到北京,人们还不了解我,在我身上发生一些匪夷所思的聊斋故事不奇怪。与这个生动有趣的怪事同样妙趣横生的还有,另一个职能部门的一位女老师多次来电话催我填写医疗纠纷鉴定委员会入库专家表。
“填表是不是自愿的?”我诚恳地问道。
“是的。”老师认真地回答。
“既然是自愿,我就不填表了,我不愿意成为那样的专家。”
老师肯定是本辈子头一遭遇见这样鹅不吃鱼的事情,连续蒙圈了。她过几天又打来电话说,领导指示了,作为科室主任必须申请入库,还说了一大堆深奥的道理。既然是领导表态,咱还有什么话可说?我最根本的个性特征就是对领导言听计从,不管对与错。我还按照老师的要求上交了一张彩色美美照用于制作光荣的委员会专家证书。
“施主任,证书来了,请您马上到这边办公室来领取。”一个月之后,老师小有兴奋地来电话。
“什么证书?”除了计生证,我啥证都不缺。
“就是医疗纠纷鉴定委员会专家证书呀。”
“老师,请你现在环视四周,身边有垃圾篓吗?”
“有啊。”
“能不能请你帮个忙?”
“能,您请说。”
“劳驾将我的照片撕下,然后将证书扔进垃圾篓里好吗?谢谢了。”
“啊?这本证书很重要的。”
“我职称到顶了,不再需要操这份心;估计不太可能依靠这份证书涨点工资;最重要的是,一时半会儿怕也没有机会提拔当副院长。所以,那样的证书对我没用,还是劳烦你替我处理掉。拜托了,谢谢。”
“您是这样想的?”
“是的。”
路上,我喋喋不休地向亭亭玉立诉说连日来遇到的奇闻趣事,她静静地听着,即使不同意我的态度和说法,也不会说什么。
一对盲人夫妇扩音器卖唱行乞的高分贝噪音将我的心绪拉回到了劲松中街的脏乱差。盲人夫妇的表情都极度凄惨,男的负责敲击多种叮叮当当的乐器兼独唱,女的捧着一个里面装有几块零钱作为诱饵的大空碗。耳闻目睹的上当事多了,这会儿很难产生同情心,只觉得那声音很刺耳。毫无疑问,弱势群体值得同情,也应该得到救援,但整体而言那应该是政府部门、慈善机构或保险公司的事。一些部门不作为的后果是由散步的人民来承担噪音,这是不对的。
不少人在遛狗,有些狗长得很丑。有一小部分人拿着废旧报纸将狗粑粑包起丢进附近的垃圾桶,暂且不论将那东西置入垃圾桶是否合适,但狗主人的环保意识是值得赞赏的。
东南拐角处是一小片空地,许多中老年人在那里跳舞,以集体舞为主,也有部分人士在跳交谊舞。街头广场舞的风情与我原来居住的那个城市略有差别,油头粉面的小老头不那么油。除了喇叭声音过于宏大,我觉得大局还算比较得体。遛了一大圈弯儿遛到劲松桥,在人行天桥的桥下看到一对老大不小的男女搂搂抱抱,双方热情奔放、激荡无限,偷情特征一目了然。
往回走,一路上看到劲松南路上人们摆摊的层次似乎有了提高,听口音摊主不少是本地人。有的还开着车来做生意,车后箱便是摊档,很是方便。老板们摆卖的是一些小内衣物、头饰、小工艺品、小盆栽、或者小日用品等。各个小摊的前面都有一个使用电池的节能灯照明,也是一道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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