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从成功劫狱到ldquo四把手r
年的授衔群体中，很多将军脾气不好，其中还有一位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一段时间成为排名第四的领导人，可资历很深。
他脾气比较刚烈，按理来说任何人对于脾气差的人都没有好感，但导师却偏偏很喜欢他。
他就是陶铸，与导师同为湖南英杰。
说起陶铸的脾气，那是真大，只要自己生气，不管对方是谁他都敢发脾气。包括导师都受过他的白眼，但是导师从来不生气。
当然这其中是有原因的。第一因为陶铸本人打仗十分勇敢从不畏缩，第二陶铸很听指挥，不会特立独行。
陶铸自从加入到革命中后，立下了不少战功，到了解放战争后，他的工作重心从军事上放到了政治上，先后担任辽宁军区政委，辽宁省委书记等职务。
陶铸还在南方待过一段时间，在广西地区土匪出没频繁，陶铸来到这里后，这些土匪就销声匿迹了，百姓终于过上了安定生活。
除此之外，陶铸还曾担任过大学校长，为我国的教育事业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不得不说陶铸也算是个全才。
文化大革命中，陶铸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成为党内第四把手。但由于在主抓文化大革命工作中得罪了林彪、“四人帮”集团，几个月后，陶铸就被剥夺了一切权力。
与江青对立此段仅供参考国庆节后，陶铸的眼神突然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回到家里坐下歇息的时候，总是用手指无意识地在沙发上划来划去；或者背着手，低着头在室内很不安地踱来踱去；眼神沉郁，面色灰黯。这种心事重重的神态引起曾志的 “出了什么事了？”曾志小声问。陶铸不吭声，只是一个劲踱步。“到底出什么事了嘛？”曾志忍不住提高一些声音。“没什么！”陶铸只扔下这么一句。
曾志被噎得憋住一口气半天吐不出。她对丈夫最大的意见就在这里，哪怕把她当作一名普通的同志呢，也该交流一下思想，何况这一次是丈夫主动希望她留下来作“内助”呢。
不过，曾志很快就想通了，丈夫这种态度不能只看作“大男子主义”，其实这正是组织纪律性强的表现。对于自己所主管的工作，决不对外人乱说，哪怕是对自己的妻子。
曾志开始留意观察周围的事物，很快便发现，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已被派到陶铸这里来协助工作，而陈伯达的老婆也被分配到陶铸所主管的工作部门中来。
毫无疑问，陶铸已经成为不可信任的人。他与中央文革已陷入很深的危机中。
终于，陶铸也有憋不住的一天。他在急促的踱步中，从齿缝间漏出四个字：“这个婆娘！”
只有四个字，却足以使曾志惊心动魂。只有曾志明白这四个字的分量和意义。因为在广州，陶铸便经常把江青称为“婆娘”，而且声音很大。只要江青不在场，他从不忌讳其他人听了会怎么样。
他已经和江青对立起来，江青可不是当年去广州“养病”的婆娘了，她已经被标上了“旗手”。
陶铸走进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一眼就看见了他最不愿意看见的江青。不见是不可能的，这是中央文革碰头会，他是文革小组的顾问。
陶铸的眉毛本能地抽缩了一下，他的弱点就是不善于掩饰感情，缺少城府。大概他也有自知之明，忙转身关门，避开江青的目光，顺势右拐入座。
可是，江青颐指气使的尖声已经追过来：“你们看报纸了吗？这些照片发得是很有讲究的，我找了半天也认不出哪个是我。”
江青发难了，她被排得“边远”了。陶铸坐下时，已然竭力克制了情绪。他平静地望住周恩来，建议：“江青在党政机关没有正式职务，不如让她担任文化部副部长，联系工作或是参加活动也有个名义。”
“你们碰到鬼了！”江青叫起来，那声音带着穿透力直冲陶铸耳膜。他忍住没有回头，但可以想象到江青盛怒的面孔。他听到江青拍了沙发扶手：“我怎么能作这种事情！”
厅里有那么片刻如哑了一般静。
陶铸的建议无疑是在提醒江青自重，也是对国庆照片的人员排列作出回答，表明这里存在着原则性。
而江青的尖叫无疑表明陶铸简直是在污辱她。她自认为第一夫人、文革小组副组长，凭这两条就该列入领导人的行列了。
碰头会进门就来势不妙，那结果便可想而知。刚宣布会议开始，江青便首先发难了。
“陶铸，”江青直呼其名，矜持得连二郎腿都不曾放下来，以此提醒陶铸明白明白她是处于什么地位，那完全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质问口气：“你为什么迟迟不去宣布吴传启为革命左派？”
陶铸是烈性子，听到直呼其名的声音尖厉，口气凶恶，说话蛮横无礼，差点跳起来。
只因为及时接到一个信号才忍住了。那信号就是周恩来的目光。
可是陶铸还是以眼还眼地望住了江青。他的眼睛闪烁一下，迅即又变得漆黑，腮上突起了肉棱，微微作抖的身体预示着一触即发。
那一刻，整个河北厅都凝固了。挑战者和应战者剑拔弩张地对峙着。
江青很赏识两个人：教育部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卢正义和学部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吴传启，一再催促陶铸去教育部和学部，封他们两人为“革命左派”。
陶铸掌握了很多确凿的事实和材料，证明这两个人都是有重大历史问题的心怀叵测的人。
为此，他再三向江青说明事实情况，表示不能封他们为“革命左派”。可是江青哪里肯听？只顾坚持催逼。
后来，在卢正义问题上陶铸作了些让步。他去教育部讲了一次话，对卢正义的大字报表示支持，但是对卢正义的历史问题，仍然表示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并且没有按江青意图封卢正义当什么“左派”。
至于吴传启，陶铸始终坚持一步不让。
在周恩来的目光暗示下，陶铸松开紧咬的牙齿，低头喝了两口茶水，算是主动缓和了气氛，然后掀起眼帘，换上较温和的目光重新望着江青，竭力用一种平和的语气说：“吴传启的的确确是有问题的。他的材料你已经看过？”
“我看过了！”江青自我感觉赢了一个回合，口气更硬。
陶铸皱起眉头问：“既然看过，我怎么能去支持这样一个人呢？”陶铸的态度已经有所退让。
与过去相处比较，他对江青这样讲话已是很礼貌很客气。但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感觉，从来不是靠语言，而是靠无所不在的直觉。直觉可以从眼睛的一瞥，肌肉的一颤体会到那微妙的所在。
何况，陶铸在炮打刘邓还是保刘邓的问题上，在派工作组和“文化革命”的搞法上，都与中央文革、与江青的观点大相径庭。
江青不识大局，不识大体，只凭个人好恶走极端。“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江青完全是用教训和命令的口气讲话。“
“不问动机目的，不问政治历史背景？”陶铸几乎想质问：是不是蒋介石在台湾写了第一张大字报的话，你江青也要支持也要封他为革命左派？但在这种会议上，陶铸不会这样说。他只是摇摇头：“我不能不问动机，不看历史。”
“至于历史问题么，那有什么了不起！”江青嘴唇开咧成喇叭形，鼻子两侧出现挖苦的纹络：“你不也是国民党吗？”
现在说个国民党似乎问题不太大，对外开放了。那时不得了，“文化大革命”就是“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的继续”，你站哪一边？
陶铸猛地瞪起眼，红红的，像打开了火山口。他本来嗓门大，这时的吼声更加火山喷发一般隆隆震耳：
“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员，是在国民党军队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还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第一军的党代表！他们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只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兵！还想怎么着！你先读读历史去！而吴传启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员？他的国民党员能够与我们的国民党员混为一谈吗？”
陶铸吼罢，山摇地动地啐了口痰。
“文化革命”期间，政治局会议，文革碰头会以及中央处理各省市自治区问题的接见会，都发生过不少争吵，甚至是惊心动魄的“大吵大闹”。
比如后来发生的所谓“二月逆流”；
比如处理青海、云南等省的问题。
但是跟江青真刀真枪面对面地大吼大叫，许多工作人员都说，陶铸是第一个。
他没朝刘邓开头炮，却朝江青开了头炮。
江青最初被吼惜了；脸色煞白，两颊的肌肤都松松地垂下去，嘴唇开刚着微微颤抖。
她当上“第一夫人”后，哪里遇到过敢如此“放肆”吼她的共产党干部？
转瞬间，她的嘴唇绷紧，一股血冲上头来，脸孔甚至头发根都涨得紫红。
她眼里冒出火，那是狭隘刻毒女人常会冒出的怨愤之火；她嘴角两侧朝下气势汹汹地延伸出两道深纹，你若听听现在工作人员的形容立刻可以想到后来江青受审时的一幅照片，就是那照片上的形象。
但她那时不是依在被告席的铁栏上，而是坐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的沙发里，并且奋力拍打一下沙发扶手，锐利地叫喊道：“你给我去，到学部去，去支持吴传启，你非去不可！”
“我就不去！”江青的手还没从沙发扶手上缩回，陶铸的大巴掌已经紧追其后拍在了茶几上，并且跳起身。
他一辈子英雄主义，也从没遇过敢这样喝斥命令他的人。于是脑袋像穿甲弹，硬梆梆地挺出去：“你也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
他感觉有人拉他，但盛怒之下哪里肯退让？怒目圆睁地继续吼：“这是共产党的组织，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
陶铸被拉着坐下，那边的江青却痴痴地睁着眼，不知所措；上下牙床拉开距离，半晌合不拢。
突然，她哭了。不少文章都写过江青哭，一写就是“大哭大叫”，其实简单化了。
她的哭很复杂。最初是从积满怨毒之气的胸腔里迸出一股短促的气流，像是憋不住而冲突出来，马上被哽住。
这短促突兀的怨气直冲鼻腔，多数从鼻孔里冲出，极少数从嘴里溢出，将嘴唇激得“啵”一声抖；只这一声，眼里便溅出泪来，没有泪水充溢眼圈再决堤而出的过程；泪水是被怨毒之气驱赶着从泪腺直接溅出眼眶，落在眼睑下两滴，像掉落下的两颗雨点。
然后，眼圈才开始循着规律充血变红，大量的泪水才滔滔不绝地涌出。可也没有马上吼叫，而是先掏手绢。
康生无动于衷地坐着，甚至眼睛也眯起来，目光从眼缝里闪出，轮替在江青和陶铸身上稍触即离，频触频离。
张春桥也坐着不动，冷冷盯紧陶铸，目光阴森，一边用手轻触江青的手臂。
陈伯达和姚文元早已跳将起来，本能地靠近江青，保驾一般。一边指着陶铸吼叫，一边对江青俯耳劝说。
只是到了这时，江青才开始口头出声，喊出声，并且像某些色厉内荏的孩童一样，越劝越起劲，越劝越声大，成为真正的大哭大叫：
“我这一辈子还没受过这么大气！你陶铸想干什么？想压迫我？你给我说明白！啊，你欺侮我，你镇压我，你算什么东西？你到底想干什么？”
事情闹到这步田地，周恩来明智地宣布散会。陶铸起身就走，身后还响着江青的哭叫。
陶铸脸色阴沉地登上汽车……
我们整个看了上面一大段后，会有疑问，那些场面，都有谁见证过？而其中心理活动描述，后人又是如何读出的呢？
而据警卫曾云同志回忆：
“从文革碰头会出来，他心情沉重，眼里潮湿，上车时自言自语说了一句：让她这么个搞法，以后怎么得了？当时我知道江青他们中央文革那帮人闹得凶，打倒干部太多。每次碰头会都是在河北厅，他们在里面吵，我们一大帮警卫在厅外等候，聊天，我们不谈政治，这条大家心里都有数，只谈地方特色和生活。那天陶铸是第一个出来，走得很快，一路无语，只到上车才自言自语地说了那么一句。”
过往祁阳县石洞源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距离县城25公里。这里四面环山，风景幽雅，别有洞天。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从这里走出兄弟俩，一起参加革命，由于人生的机遇不同，加之各自的性格迥异，最后所取得的成就也不一样。哥哥革命意志不坚，解放后担任人民教师，弟弟信念坚定，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成为中央第四号人物。
他们就是陶铸和他的哥哥陶自强。兄弟俩都出生在清朝末年，父亲陶铁铮是同盟会会员，却被乡里豪强害死。那一年，哥哥12岁，弟弟10岁，本来还算是小康之家的陶家，由于父亲被害，生活一下子困苦不堪，再也无法供养两个孩子读书，弟弟却提出自己辍学打柴，让有“神童”之称的哥哥继续上学。
三年后，弟弟陶铸离开老家，辗转到了安徽芜湖当学徒，开始了其半工半读的生涯。而他哥哥陶自强，在继续求学一年后，终因家庭经济困难不得不退学回家，代替其叔执教蒙馆。
年，弟弟考入黄埔军校，成为第五期学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18岁。而哥哥也因为同乡蒋伏生的邀请，准备去广州担任蒋伏生的文书。不期而遇潘家埠老乡、时为黄埔军校入伍生营营长的陈皓，就这样和弟弟一起进入了黄埔军校。
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兄弟俩都跟随共产党闹革命，弟弟先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在起义队伍中，陶铸先后担任特务连连长、团参谋长。
广州起义失败后，陶铸辗转多地，最后回到了家乡祁阳。
哥哥虽赶去南昌，起义队伍却已转移。只得和陈皓追赶队伍，后来进入导师指挥的秋收起义队伍中，全程参与了著名的秋收起义。
因为卢德铭牺牲，余洒度苏先俊脱队，当到达井冈山后，陈皓一度短暂成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最高军事负责人，但这厮对革命失去信心。
不想革命脱队也就算了，陈皓竟然想拉走整个队伍，投靠从黄埔出来帅13军去听蒋调遣而路过井冈山附近的方鼎英（北伐后方鼎英留守黄埔）。
大厦将倾的非常时刻，宛希先等派得力通信员飞报导师，导师不顾脚伤，星夜兼程下山，将陈皓等四名叛徒抓住，经研究后枪毙。
这是导师第一次展现出领袖级的杀伐决断！
更大的威信也因此建立起来！
那几个该死的叛徒正好成为祭旗的供品！
此事件就是著名的湖口挽澜！（导师逆袭系列里会有详细讲述和分析）
如果不是这样，中国和世界历史都必将重写！
作为陈皓的铁哥们兼直属支部书记的陶自强，担心受到牵连，在陈皓被抓时，就偷偷地离开队伍回到了祁阳。
于是，兄弟俩在家乡相遇重逢，以教师身份为掩护，秘密联系祁阳地下党员开展革命活动。
年，弟弟陶铸到武汉、徐州等地找寻党组织，后来在北平找到地下党。来到中央苏区后，被中共中央派往福建等地进行地下工作，先后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湖北临时省委副书记、辽西省委书记。
在福建和湖北时，陶铸又策划多起武装暴动，特别是厦门劫狱事件、漳州暴动和北平和谈，展示其高超的组织能力和谈判能力。
后陶铸因叛徒出卖入狱，坚贞不屈大义凛然！
当陶铸在厦门工作时，陶自强也奔赴福建找党组织，被组织安排到莆田县担任县委书记，后因党组织遭到破坏，陶自强被捕入狱解往上海警备司令部。
陶自强禁受不住国民党严刑拷打，同时也为了照顾正在南京中央监狱服刑的陶铸，登报声明脱离中国共产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吉章简怜其才华，将他留在司令部任职。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陶铸也被党组织自南京监狱救出，奔扑抗日战争新的岗位上。
而他哥哥陶自强也参加抗日战争，吴淞口战役中作战相当英勇。后由吉章简推荐，先后任甘肃省成县、静宁两县县长，在任期间，陶自强居官清廉，财无苟取，但终因书生意气忤逆上司，被罢官回祁。日寇侵入祁阳后，陶自强参加抗日游击自卫队，取得了较好的战绩。
抗战胜利后，陶自强曾去台湾担任行政区长、少将参议职务。年1月，毅然返回祁阳，组织湘南游击队四纵队，任政委，率队进军龙口源时，与白崇禧残部相遇。陶自强身先士卒，沉着指挥战斗，终于大获全胜。
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因陶自强禁不住红卫兵的拷打折磨，违心举报弟弟是“中共叛徒”后，陶铸就成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遭受无休止的批斗，年11月，因肝癌在安徽合肥含冤去世，时年61岁。
弟弟含冤去世之后，陶自强特别后悔，心里觉得对不起弟弟，不该如此诬陷弟弟。在祁阳县为陶铸举行的追悼会上，他苦苦哀求参加追悼会，却被人们拒绝。从那以后，陶自强精神崩溃了，不久又患了癌症。临死前，他曾给弟媳曾志和侄女陶斯亮去信，泪水溅湿了信纸，第一句话就是：
我给你们跪下了……给我一句话，宽恕我这个罪孽深重的可怜人吧！
直到收到侄女陶斯亮“伯父，我已经原谅你了”的来信后，才安然离开了人生。
曾志回忆录陶铸、曾志和女儿陶斯亮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以后，除了丧失自由之外，其他一切如常。但元月二十日左右，往后停止了送文件，并派驻了四个警卫。 又过一个来月，将红电话机拆掉了，电灯线也改为三十六伏的低电压。陶铸每天在警卫的押送下去西门看大字报，除了中南海内的造反派随时批斗外，其他单位的造反派代表也进来批斗，有时在家里，有时拉到小礼堂去。最初的半年就这样过去了。 武汉“七二〇”事件的第二天，中南海墙外的高音喇叭，突然又高喊打倒陶铸，说陶铸是“七二〇”事件的总后台，这正是那个时代造反派的特征——指鹿为马，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真让人啼笑皆非。 晚饭后，我与陶铸正在猜疑何谓“七二〇”事件，突然拥来了一批人，把陶铸双手往背后一扭就走了，连外套都没有让他穿。同来的几位女同志，稍后一些也将我拉走。深夜，我和陶铸陆续回来，见到家已被抄过，文件、笔记本、书信和相片等物统统被抄走，箱子被撬开，柜门被砸开，房子里乱得一塌糊涂。 陶铸似乎已精疲力尽，冷漠地看着家里的情景，一句话也不说。 我们房子的隔壁是春藕斋，主席经常在那儿活动，陶铸厕所的窗子，正对着春藕斋的墙。 一天晚上，三点来钟的样子，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声，是警卫在报告，说发现什么人往上爬。第二天又有几个警卫队的负责人来察看，我问陶铸的警卫秘书曾云，究竟是怎么回事？曾云说：“不晓得他们搞什么名堂，哪来的人爬墙。” 我太天真了，我说是猫，我好几次看见猫在墙上来回走。我还让曾云将此情况反映上去，曾云没有理我。 后来我才恍然大悟，什么有人爬墙！完全是在制造事端，借口这件事，将警卫由四人增加到十几人。 把陶铸厕所的窗子钉死，窗子封死，玻璃上涂满墨汁。又在陶铸的卧室里，对准他的枕头，安装了一个耀眼的灯泡，白炽的光线直射到他的脸上，使他彻夜不得安眠。 将一直比较关心和照顾我们的曾云也调走了，连去西门看大字报的一点点呼吸自由空气的机会也取消了，“#”字廊完全变成了一座牢房。 警卫人员对陶铸的态度也越来越坏，动辄瞋目裂眦，恶声呵斥。每天三餐饭，他们列队从我们房门走过，故意放声唱辱骂陶铸的歌，什么“反革命犯陶铸，砸烂他，打倒他……” 有时，站在床头的警卫，整夜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成心搅得陶铸无法入睡。陶铸苦恼极了，实在忍无可忍时，也会同他们吵起来，他们骂陶铸是混蛋、毒蛇，是国民党叛徒和特务，陶铸轻蔑地说： “你们有什么资格骂我，我干革命的时候，你们还没有生下呢，如果我是国民党，你们岂不成了国民党的儿子和孙子了吗！” 当然，这种争吵是不会有好结局的。“播罢‘红灯’、‘海港’时，窗灯射目壁如灰。梦魂欲觅终难觅，怕听钟声鹊噪枝。”从这首小诗中，我们可以想像出他当时的情景。 到了一九六八年三月底，对陶铸的看管又第三次升级，警卫人员增加到两个班，在屋里设了三个岗位。一个在房门口，一个在房后门，第三个像影子似的紧紧盯在陶铸身边，写字时站在椅子后，睡觉时站在床头，吃饭时站桌边，上厕所时站在面前，我俩说话时也是贴身而站。 这是江青一伙设计的一种精神酷刑，它使你分分秒秒都处在一种充满敌意的、冷冰冰的盯视之下，真如芒刺在背、鬼魅缠身，比五花大绑，更使人感到紧张、沉重和痛苦，神经稍微脆弱的人，非精神失常或自杀不可。 然而，陶铸对这种精神折磨却处之泰然，他以超人的意志和坚强的信念，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宁和坦然的心境。在看守的眼皮底下，他竟然能够旁若无人、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地干着自己的事情。 为明心志，陶铸用毛笔写了一纸，端端正正的摆在桌上：“自杀，就是有见不得人的事，不想把自己的问题弄清楚。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就是你去见了马克思，问题还是弄不清楚。那也不要紧，事实终究是事实，最后还是可以弄清楚的，我相信我自己的四句话：‘性质’纵已定，还将心肝掏，苌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 陶铸每天都用大量的时间拚命读书，除了马列和毛主席着作外，对历史书籍和唐诗宋词也很有兴趣，但是最心爱的还是那部《名臣录》，他每每以那些古代的直节忠臣而自比。在一首诗里，他写道：
#字廊前花木森， 风送芬芳入杳冥。 静坐偶欣惟蝶舞， 夜眠深苦是蚊鸣。 汉家狱辱因何怨， 宋室廷刑岳慨承。 人世烦冤终不免， 求仁奚用为身名！
陶铸还酷爱书法。书看累了，就提起毛笔练字，以陶冶和安抚性情。没有宣纸，就用旧报纸来代替。 两年多的时间，他将家里的新旧报纸都写光了，摞起来足有两米高。一九六九年他被遣送到合肥后，我打扫北京家里房间，望着这堆报纸，好一阵酸楚袭上心头，也许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陶铸了！我随便从中抽出几张来，留作永久的纪念，其余的付之一炬。 一九七〇年，陶铸去世后，有一天女儿整理他的遗物，顺便翻了翻我留下的这几张报纸，意外地发现，在许多旧诗词当中，竟夹着他自己的诗和词，我没能把绝大多数报纸带出来，真是痛悔莫及。 正是凭着这样的机智，他才得以在看守的紧盯之下，用诗词抒发了自己的满腔悲愤、刚直的气节和磊落的襟怀。除了以上引用过的几首外，还有一些寓意很深的诗，如：
料峭风寒花独开， 孤芳心事费疑猜。 成尘我爱香如故， 妒忌无端究可哀。 独自沉吟独自宽， 熬膏煎血又年年。 每忆莫愁湖畔月， 头颅惨白不成妍。
批斗会以后，陶铸双眼喷火，高声说“要不是相信共产主义，老子今天跟他们拼了”；发现陶铸生癌，周恩来组织了第一流的专家参加医疗小组；陶铸凭信念活着，痛得死去活来，也不哼一声；汪东兴的一番话，如同五雷轰顶。 一九六八年八月，在天安门召开了百万人的“批斗刘邓陶大会”，为了互相响应，在中南海分三个场子，分别斗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 斗陶铸的有三百多人，我被拉去陪斗。我看见有几个人把陶铸的脑袋使劲往下按，把他的双手反剪着，陶铸则进行着反抗，拚命把头昂起来，于是几个人围上去对准他一阵拳打脚踢，额头上顿时鼓起几个鸡蛋大的肿包。为了拍实况纪录片，这场残忍的闹剧足足持续了三个小时。 我俩心碎神疲地回到家中。正在家中养病的女儿，两眼红肿，颊上还挂着泪痕，端着盆热水走过来，想让我们泡泡那双站得浮肿酸痛的脚。女儿发现了父亲额上的血肿包，扑上去想给揉揉，陶铸一把推开她，脸色惨白，双眼喷火，高声说道：“如果不是相信共产主义，老子今天跟他们拚了。” 我那时病痛交加，瘦得只剩下六十多斤，经过这场野蛮批斗以后，更显得虚弱不堪。陶铸悲愤交集，指着我对看守说： “你们为什么斗她？难道这个样子斗我还不够吗？她是个病人呀！”说到这里，两行老泪顺着他憔悴的面颊缓缓流下。 一九六八年国庆节前后，陶铸突然说头晕，眼花，想呕吐，但无人过问。拖到一九六九年元月，又出现胃部不适和恶心呕吐，全身酸胀，毫无食欲，请来医生看看，也只是随便给点胃药和去痛片，病情仍然不见好转。 到了三月份，陶铸的眼睛和皮肤变黄，我央告医生，仍然不予理睬。直到三月中旬，才来了位医生，检查腹部，发现右上腹有一个馒头大包块。草草诊断为肝炎，便将陶铸送进三〇二医院传染病房。入院后检查，才搞清不是肝炎，是胆囊部位的癌症，需要立即动手术。 病情上报给总理后，总理批示要积极治疗，医院的董芳宗主任主刀，三〇一医院的陆惟善主任做第一助手，医院的麻醉科主任负责麻醉，医院内科主任吴杰也参加医疗小组。这个阵容，确实是国内第一流的。 陶铸又被从三〇二医院转到三〇一医院的外科。他们将陶铸病房的窗户用木条钉死，下面的两块玻璃用报纸糊上，四个警卫轮流在门口监视着，哪里还像什么病房，十足的牢笼！ 动手术需经家属和本人签字，他们怕陶铸不同意，动员我去做说服工作。哪知医生刚说明意图，他二话没说就签字了。我们当时没敢告诉他是癌症，只说是胆管堵塞，需要做胆囊切除术。 但是陶铸心里很清楚，只是没有道破罢了，一直到死，他都没有去追究自己的病，只是有一次，他实在疼痛得太厉害了，才脱口说了一句：“没想到癌这么痛！” 我给汪东兴写了封信，医院看护，但是直到手术后第三天的下午，才让我去探视。陆主任向我介绍了手术的情况，他说给陶铸做的是胰腺癌根治术，是普通外科最大的手术，手术进行了八个多小时，除了切掉胰头的癌瘤外，还切除了胆囊和十二指肠，胃切掉三分之二；大网膜去掉了四分之一。 在白罩单的映照下，陶铸显得格外瘦削萎黄，两个鼻孔、伤口及手臂上，全都插着管子。但是他很平静，脑子也很清楚，见我来，用眼神和手势向我示意：一切都顺利，请放心。 但是手术后第四天，病情却急转直下。由于严重的肠胀气，将手术切口撑裂，大量的腹水向外流淌。医生用吸引器不停地抽吸胃肠液及胆汁，每天要抽出四千毫升又黑又腥的液体。随后陶铸又并发了可怕的肺炎和胸膜炎，持续高烧，神志模糊，生命垂危。 我去看他时，见他正处于昏睡状态，我连声唤他，好不容易才睁开眼睛，见到是我，便喃喃地说：“曾志，看来我过不去了。亮亮，你要好好照顾亮亮……”还想再说什么，一阵膈肌痉挛，打呃不停，随即寒战高烧，又昏迷过去。 谢天谢地，危险期总算度了过去。在医院住了两个来月，他恢复得很快，回到家来，能在走廊散步一个小时，看书习字一坐就是两个小时。 一九六九年九月下旬，陶铸又感到腹内阵阵疼痛，发低烧，脉搏微弱，医生诊断是癌肿扩散，已无法治疗，只有用止痛剂和麻醉药来减轻痛苦。 我至今想起他那副痛苦的样子，仍觉心中酸楚，那是言语难以形容，常人难以想像的精神加肉体的双重疼痛。他常常痛得在床上东倒西歪，前趴后仰，大汗淋漓，不能进食，每天只能吃点流质，虚弱得连大便的气力都没有，需要我用手去抠。 陶铸以惊人的毅力向病魔挑战，任凭痛得死去活来，也咬紧牙关绝不哼一声。我劝他：“忍不住你就哼几声吧，也许会好一些。”他说：“你已经够苦了，听到我哼，会更难受……”此时的他，与其说凭肉体活着，不如说是凭信念、凭意志活着。 对陶铸悲惨命运的最后一击，终于降临了。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五日早上七点钟，汪东兴派人来叫我去，对我说：“要紧急疏散，有可能爆发战争，陶铸要疏散到安徽合肥，你怎么办自己决定，随陶铸去也可以，但去了以后不准与外界通讯，不准与任何人来往；不随他去就去广东插队劳动，但必须与陶铸断绝联系。” 我如同五雷轰顶，勉强自持，问道：“什么时候走？”“明天。”“明天不行，陶铸病得很重，至多也只能活两三个月，我要为他准备一下。”“那就十八号！陶铸到那里后，每月给他一百元生活费，生活自理。” 我回去后，将汪东兴的话如实相告，陶铸沉思良久，然后毅然决然地说；“你千万不要陪我去，我活不了多久了，你去也帮不上忙，何苦再牺牲你？你要争取和亮亮在一起，你们能在一起，我也就放心了，我们只有她这一个女儿……” 第二天，中直政治部王良恩主任来谈话，陶铸躺在床上平静地说：“好吧，我同意离开北京。”王良恩又说：“审查你的历史，你有变节自首的政治问题。”陶铸冷冷地说：“我已经是油尽灯残的人，你们尽可随意给我做结论。但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有权利保留自己的意见。我相信历史会对一切做出说明。” 此生此世，我们在一起只有三天的时间了，我强压悲痛，为他收拾行装。他考虑得很周到，请我帮他装了一箱子的书；要我买一双雨鞋和一把伞，因为很可能要到室外上厕所；还要再准备一床薄被里，以便自己换洗。 我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替他洗个澡，我估计去合肥后，是不会有人为他洗澡的。我把水放好，再把他扶起来小心翼翼地放躺在澡盆里，慢慢地为他擦洗，我望着他骨瘦如柴的身躯，灰暗的面容，心中无限的凄凉。 我问他还有什么话交代，他说：“我怕是难见到亮亮了，你看到她，要告诉她，爸爸对不起她，让她跟我受委屈了。但是爸爸在政治历史上是清白的，是对得起她的，希望她要坚强，要紧跟毛主席好好做人，好好生活，把小亮带大。” 他要了亮亮、外孙小亮和我的小照片，包好后放在内衣口袋里。他说相片在我怀里，就好似你们时刻都在我身边。我说你一定要力争活着，只要活着就有希望。生离死别的三天，我们就这样互相勉励安慰着，没有说一句凄切的话，更没有掉一滴泪。 十八日这一天，无情的分别到了，我炖了一碗鸡汤，烤了一片面包为他送行。由于他肠道已经梗阻，所以吃了足足有一个小时。他说若不是为了你，我是什么也吃不下的。 上路的时间到了，护士替他打了一针杜冷丁，顿时就觉得精神好了许多。他将毛衣、棉衣、大衣都穿在身上，但仍然感到冷。我曾要求送他去机场，没有获准，只好在家门口送行。 陶铸拄着手杖，镇定自若，庄严凝重地一步一步地走出家门，踏上了他生命的最后一段路途。 我们微笑着握手，郑重地道再见；我为他打开车门，两人再次地握手；车开走了，我们依然互相挥手，向对方致以最后的敬意。 一周后，我也搬出了这所留给我无限思念、无限苦痛和无限空虚的家。 我知道陶铸将不久于人世，他将凄凉而孤单地走完这人生的最后一程，但他情愿牺牲自己，来换得我一个自由。我现在反而无法想像，当时我们的诀别会是那样的冷静，那样的从容，那样的坚强！我们微笑着做了这一生一世的最后告别，彼此都没有流泪，因为泪水已无法表达我们那种渗透骨髓的痛苦和依恋。 十一月三十日，陶铸在合肥悄然病逝。 那些人假借烈性传染病，深更半夜以白单裹尸一烧之了。死前不许我们去，死后也不准去料理后事。从我们分别到他逝世，只有四十三天时间。 他满含冤愤悲怆，连同他未竟的事业，以及弥留之际未能与亲人诀别的遗憾，孤单单、凄凉凉地去了。 陶铸从一九六六年六月走马上任，到一九六九年十月抱病离京，我俩相依为命在“#”字廊生活了三年多。我补偿了以往由于工作繁忙，或者说是个性好强，而被忽略了的妻子的义务；作为报答，陶铸赠我一首诗，是用钢笔写在一片小纸上的。我小心翼翼地将它卷起，用塑料纸包紧，缝在棉衣里。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了，我才把它拆出来，公之于世，立即受到群众的喜爱，并被广为传颂。
赠曾志 重上战场我亦难， 感君情厚逼云端。 无情白发催寒暑， 蒙垢余生抑苦酸。 病马也知嘶枥晚， 枯蔡更觉怯霜残。 如烟往事俱忘却， 心底无私天地宽。
题外话：
北京今天晚秋时节，回忆天阶夜色凉如水！
而90年前厦门那个初夏，陶前辈热情如火！
从年4月下旬起，陶铸就和精心挑选出来的特务队11名人员，在鼓浪屿进行了为期4周的秘密训练。
劫狱日期定在5月25日，因为这天是星期天，军警各界放假，长官不到机关办公。
当天，来监狱附近的南普陀寺上香的游客川流不息，厦门的一些党团员和工人、学生，混在游客中，掩护劫狱。
10余名接应队员化装成游人、摊贩等，按照预定时间，到达思明县政府附近。准备接运出狱人员的两只木帆船，也悄悄停泊在监狱附近直通渔港的打石宇堤边。
陶铸带领特务队的11人来到思明监狱，分为外队和内队，内队6人，以探监、找同事为名进入监狱，打开牢门。外队5人是劫狱的主攻队，由陶铸亲自率领，对付门警和思明县政府的警备队。
一切准备就绪，陶铸向内队发出行动信号，两人一组，分三批进入思明监狱。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监狱看守所副所长发现一名队员有些可疑而动手搜查，另一名队员见势不妙，一枪将其击毙，同时还一枪打死一名正想抵抗的看守。
就在内队的6名队员进入监狱时，陶铸和外队的5名队员，击毙了县政府执勤门警，迅速冲进县政府大门，陶铸开枪打死警备队长吴广成和另一个警备队员，其余敌人四散逃命。
进入牢内的6名队员，钳断了牢房的铁锁。40多位战友在刘瑞生的指挥和特务队员的保护下，一个紧跟一个冲出牢门，整个行动仅用了10分钟。
我方无一伤亡。
散布在县政府附近的接应队，每人带领三五名越狱者，迅即撤离，乘船前往闽西根据地。
不清楚陶前辈在合肥，还能否想到这一幕？
来源：民生文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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