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从小酒吧到万人体育场国内民谣真

“我们早就说了，要占领工体！”野孩子乐队的手风琴手张玮玮在上个月乐队成立二十周年专场音乐会上对台下观众喊道。那一天是国内独立音乐圈的大日子：除了野孩子，万晓利、小河、周云蓬等被称作“民谣黄金一代”的几位音乐人齐聚在工人体育馆，跟上万名观众回忆那段岁月。不知是看到乐队这些年点点滴滴的记录被投放到大屏幕心生感慨，还是一路从小酒吧唱到大场馆的辛酸涌上心头，那一晚有好几个时刻，台上台下哭成一片。

今年九月，马頔也在这里举办了个人演唱会——那是他把演出场地从livhous升级到剧场之后的又一次突破。而差不多时间，就在隔壁的工人体育场——陈奕迅、五月天、张惠妹等一线大牌的演出圣地，好妹妹乐队成功开唱，创造了独立音乐人的又一个第一次。

除了占领工体，被《中国好声音》第四季冠军张磊唱红的马頔的作品《南山南》在今年夏天占领了电视屏幕和社交网络。不得不说，今年是真正意义上的“民谣年”。这种曾经小众、低调的音乐类型在短短几年内完成了从歌手、演出场地到受众的换代升级，甚至开始走上国内主流文化的舞台。对于谁来说，这都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民谣大神们当年的流浪、孤独与狂欢

寒意初乍的秋夜，张玮玮如约在北京的库布里克书店与记者见面。为了那几天的工体演出排练，公司给他订了书店旁离公司不远的酒店，他半开玩笑说自己“在北京已经没有家了”。作为曾经的北漂一族，张玮玮离开这里已有整整三年，如今他定居云南大理，和周云蓬、舌头乐队成为邻居。

有人说，现在的大理有点像“中年版”的北京树村，因为聚集了很多当年在树村生活过的民谣音乐人，当然，也因为以前揣着二十块钱四处找排练室的毛头小子，如今大多已是结婚生子的中年大叔。

国内地下音乐的地标民谣也在这发迹

位于北京北五环边上的树村，听起来浪漫又有点童话色彩，实际上却是个街巷狭窄、脏乱不堪的小村子。因为位置便利，房租便宜，树村里住着一万五千多外来人口——是本地村民的十几倍。他们当中有很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热爱音乐的有志青年，租下房子后成天捣鼓些叮叮当当的音乐，从物质到精神上相依为命，渐渐成为了奇特的文化现象。

早年经历过“北张玮玮漂”的生活

在当代艺术史中，很多时候是可以用地名来断代的，比如巴黎的塞纳河左岸，纽约的苏荷区。在国内，北京树村就是“地下音乐”的代名词，包括摇滚，也包括民谣。

周云蓬在95年初到北京的时候，就在这里租了个80块钱的小房子，靠街头卖艺为生。“每天清晨和小商贩以及众多普通劳动者一起出发，背起吉它，扛上音箱，卷一张大饼，走到海淀图书城，这是我工作的地方。支好音箱调好弦，就开唱，从罗大佑唱到约翰列侬。到了晚上，背着半口袋毛票和硬币，回到我的废墟。”周云蓬回忆道。“如果这一天收成好，那么废墟就会变成天堂，我可以买一瓶啤酒，半斤猪头肉，犒劳一下自己，在酒肉香中憧憬未来。”

那时候大多数的民谣歌手都过着这样的生活，包括张玮玮。他22岁的时候追随野孩子乐队来到北京，理想是做一名歌手，但却稀里糊涂地当了乐手，还在琴行打工卖乐器。“虽然日子很穷，但每天都挺开心，”张玮玮说，尤其是民谣圈开始“抱团”之后。

“野孩子之后，才有了真正的民谣圈”

年，野孩子乐队在北京三里屯南街开了一间叫“河”的酒吧，当时他们谁也没想到这间靠乐手们凑钱勉强开起来的酒吧会成为中国民谣的一块圣地。

作为野孩子的灵魂人物，加上性格热情擅长交友，小索（索文俊）在圈内很受欢迎，也被人称作乐队的“外交部长”。当时经常有外地来的青年来到河酒吧，晚了没地方住，小索就热情地带他们回自己家住，好多人在他家沙发上过过夜，而且经常一住就是三四天。

很快，河酒吧就吸纳了很多北漂的独立音乐人，和一大批乐迷——用布衣乐队的主唱吴宁越的话形容，“野孩子之后，才有了真正的民谣圈”。“之前，大家都散落在各个酒吧唱歌，动物园有个扬帆，还有栗正酒吧，和平里也有几间，但大家不是普通的弹唱，都在唱原创，而且风格已经很明显了。”张玮玮也认同这个观点。

“河”酒吧曾是国内民谣的圣地

当时以高晓松、老狼、叶蓓为代表的校园民谣经历了黄金时期后逐渐走下神坛，媒体开始把万晓利、周云蓬、野孩子乐队这些靠歌艺生存，为自己创作的音乐人冠以“新民谣”的头衔。

河酒吧最热闹的日子是在年，除了固定的每周三小河、万晓利，周五的野孩子专场，其它时间也都有不同的人演出，比如周末会有地下乐队轮流做不插电现场。王娟、左小祖咒、舌头乐队、废墟乐队等也经常在这里演出。

“做地下乐队的，如果没上过河酒吧的舞台，你都不好意思见人。”周云蓬用这句话概括了河酒吧当时的盛况。

“那阵子，看什么东西都像隔着一层热气”，张玮玮那时还是野孩子乐队的小弟，除了参加乐队演出，也给万晓利、小河当乐手。“经常是一个人在舞台上刚唱了一首歌，就蹦上去一个鼓手，然后，萨克斯上来了，手风琴加入了，最后台上台下就弄成了一个交响乐团。有时喝着喝着，小河就没影儿了，出去街上见到人就抱，还曾经把出租车司机拉出来跳舞；万晓利在吧台前姑娘你一扎我一扎；小索经常过了12点就开始开仓放粮。因为来的都是乐手，演出完了以后就变成了一个纯即兴的世界了。”

除了歌手，酒吧里常有各行各业：搞文艺的、写诗的、拍电影的、搞评论的，按照张玮玮的说法，那时的河酒吧就像是美国的艺术家聚集的格林威治区，谈笑皆鸿儒：“我很多的朋友都是那会认识的，万晓利的经纪人，杭州酒球会的老板王滌，就是当年河酒吧的观众。著名的罗永浩，当年也是小河的粉丝，天天看我们演出。当时观众和演出人的关系距离不像现在这么明显，而且那会我们也都是穷小子，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坐在那儿今天晚上交个朋友很正常，看你顺眼就跟你交朋友，不顺眼就不达理你，河酒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氛围。”

无论是小河还是万晓利，回忆起那段时间，都认为那是自己的巅峰时期，虽然生活依然很清贫。

但是，这样乌托邦般的日子在年小索被查出患了胃癌之后戛然而止。年10月30日，小索没能抗争过病魔，离开人世，留给朋友们的是巨大的惊诧和悲痛。张玮玮最后一次去河酒吧，是在某一年小索的忌日，但那时三里屯南街已经变成一片废墟，“我们随便找了把草点着了，往里面扔了几根烟，就说，请小索抽根烟。”

年，三里屯南街从地图上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潘石屹的三里屯SOHO。

对于民谣新生代，能上网甚至比吃饭更重要

和那时候的民谣音乐人一样，宋冬野、马頔、尧十三这些新一代音乐人也喜欢抱团。只不过在这群“对着电脑屏幕长大”的80后眼里，社交网络、论坛上的热络互动，会比找一个类似河酒吧的地方交流感情来得更实际，也更方便。

凭着一曲《董小姐》一夜爆红的宋冬野，形容网络平台相当于这个时代的“河酒吧”。通过互联网，他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音乐人，比如马頔。“当时，我在人人网看有一个帖子，说马頔的东西不好，宋冬野的东西好，我那会特别嘚瑟，就在下面回了一句，‘马頔和我是很好的朋友’，帮他平反了一下，结果就被马頔看见了。”

两人微妙的相识，在多年后看，或许也是有“历史意义”的。

麻油叶在网上成立近一年，成员才真正见面

宋冬野回想起年夏天，麻油叶成员第一次相见的情景时，忍不出笑了起来。“当时在鼓楼的城楼底下，隔着老远就听见大家喊‘傻逼’！”其实，那时麻油叶已经成立将近一年，之前大家都是在网上聊天的网友。

“你当时绝对以为我是个姑娘！你还老不承认！”马頔笑着谈起刚认识尧十三的时候。后来尧十三建了一个QQ群，里面都是“麻油叶”最开始的成员：不二、衣湿、宋冬野等人。豆瓣上，一些民谣歌手在有了自己的音乐作品之后，想要申请豆瓣音乐人，发现用“麻油叶”的歌申请会比较快。于是，马頔提议创建名为“麻油叶民间组织”的小站，“麻油叶”就此成立，这些民谣歌手也有了一个统一的“厂牌”。

当然，他也没有想过一个从QQ群开始的小团体，能发展到像今天这样：随着宋冬野、马頔、尧十三先后签入摩登天空，麻油叶也在不久前被集体签下。

玩得好互联网独立民谣也走进了体育场

互联网，就是区别新一批民谣音乐人和上一代最明显的标签之一。“他们一开始在酒吧里演出，后来才延伸到网络，但我们和他们相反，我们是先在网络上创作，之后才落地演出的。”宋冬野说道。

这是大时代的变化，也是新老民谣音乐人需要共同面对的选择。可以说，年到年这段时间，豆瓣、人人网、微博等社交网络骤然兴起，让所有独立音乐人都尝到了甜头。

“网络干了很多唱片公司干的事儿，歌手可以自己推广自己”，张玮玮回忆时说道，07到08年是自己的一个分水岭，那时他突然发现，网上论坛真能吸引一大票乐迷。“那时候万晓利在星光现场的演出能有六七百人，其中有几十人都穿着他的海魂衫，你就感觉他不再是当初那种歌手了，感觉这人有可能成为艺人了，有了自己固定的粉丝群。”

从独立歌手一下子变成有了“大明星”的架势，今年九月，把工体北路围堵得水泄不通的四万好妹妹粉丝在看完他们工体演唱会后，一定都是这么想的。“无论是网络广播还是论坛，他们几乎每一个平台都玩得有声有色。而且特别能抓住新兴渠道，把渠道伺候得特别开心，于是得到了大量推广资源。”新音乐产业观察创始人陈贤江分析道。

在业内人眼中，好妹妹进工体场是个奇迹，当然也是这个时代“最会玩网络的独立音乐人”值得享受的荣誉。

唱进了电视和大场馆，并不等于赚了大钱

好妹妹在工体的演唱会确实很神奇：破天荒地以独立音乐人身份进驻这片大场地，很有巨星风范，但同时99元“白菜价”门票又很符合民谣演出的亲民路线。那么这场演唱会造成的轰动和反响，有没有转化成对等的真金白银？

演出主办方聚橙帮记者算了一笔账——这场演出总共投入万，众筹完成万，加上提前预售的票，实际票房收入万，再算上视频直播的盈利和广告赞助，整体持平，盈利并不多。

民谣音乐人再火也难与主流流行音乐比

李赵恩有着多年做音乐演出的经验，周杰伦、SHE等流行巨星的内地演唱会她都参与承办过，今年她开始帮朋友操办民谣音乐人的演出，这中间就包括李志的六城巡演。她告诉记者，虽然李志的几场演出都非常火爆，上座率很高，但基本不赚钱：“即便是六个城市而且都是体育馆这样的场馆级巡演，比起当红的流行歌手动不动就是十几场甚至二三十场的规模还是差远了。再加上人们已经习惯了摇滚、民谣这类演出的低票价，在定价上不可能像流行演唱会那样完全走商业路线，所以整体下来收入真没多少。”

媒体人郭小寒认为，如今多种自我经营的手段和出口，如社交网络、音乐选秀节目等，让部分民谣音乐人火了起来，但他们背后并没有一个音乐产业和模式在支撑：“像《好歌曲》这些选秀节目以及网络确实催生了现在对民谣的 　　

年，陈粒出生在贵州贵阳市，是实实在在的90后。毕业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她，曾是空想家乐队的主唱，于年单飞。这个毫无背景，独自闯荡江湖的漂亮妹子，靠着风格迥异、个性鲜明的音乐，以及特立独行的态度，迅速获得歌迷的认同。

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中，共收录了15首歌曲，其中包括她最有名的那首《奇妙能力歌》，也有与之截然不同的《走马》和《祝星》。陈粒的音乐有甜美、黑暗、苦涩、矫情、暧昧，还有不符合她年龄的老成和江湖气，由此你还能看到王菲、陈珊妮、陈升、陈绮贞、张悬等音乐人的影子，听到粗犷的90年代流行摇滚味。

陈粒到底是怎么红的？她自己也不知道，只知道自己突然有一天在音乐网站的排名就在首位了，粉丝开始蹭蹭上涨了，《中国好歌曲》开始找她上节目了（最后没谈妥）。在微博上，她目前的粉丝数已近40万，远远超过前辈万晓利和李志。她在微博上发的自拍和猫，还有那些符合年轻人审美的言论，都是新生代音乐人“自带”的网络营销技能。比起好妹妹乐队隐晦的同志传言，陈粒的态度更加鲜明而大胆。你能在她的微博上看到她与女朋友秀的恩爱——那首美妙的歌曲《祝星》就是为她而写的——也能在微博里，看到欣然接受“老公”称谓的她，与粉丝频繁的互动。这是玩转网络，更贴近年轻歌迷心态的新生代音乐人创造的奇迹。

程壁。如果说陈粒的走红是因为戳中了年轻人的high点，是现实而可接近的，那程壁的走红则代表着年轻人对文艺生活的追求，对美好的向往，是漂浮在空中的。虽然与陈粒走红的时间相差无几，但两人的风格可谓完全不一样，这点从程壁的标签“女神”、“森女”就可以看出来。

程壁从小喜爱文学，并尝试自己写诗。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她选的是日本文化东方传统美学。研二那年，程璧以交换生的身份去日本学习，受当地朋友的触动萌生了做音乐的念头。她把自己当年创作的诗歌重新谱曲，扩展成了《晴日共剪窗》，这也成为了她的第一首原创作品。

程壁的走红要从两方面说起，首先是她音乐的具有鲜明特色。去年的那张专辑《诗遇上歌》把美好唱到了极致，用恬静美丽的照片当封面，歌曲《我的心里都是满的》、《天上的月你的脸》、《我都跟你走》、《姑娘在路上》，捕捉生活中的细枝末节，表达了内心深处的细腻感受。而包括北岛的《一切》、西川的《夜鸟》、田原的《枯木》、谷川俊太郎《春的临终》以及土耳其诗人塔朗吉的《火车》在内的诗歌谱曲，则将诗意与民谣相结合，让她的音乐愈加厚重。

来自腾讯娱乐

国内民谣在经历了早期的校园清新风，和“黄金一代”的淳朴风之后，终于又迎来了新一代音乐人的摇旗呐喊。在短短几年内，从酒吧唱到大型场馆，从豆瓣广播走进电视屏幕，他们高调、自我、张扬，就像这个时代一样，充满无限可能。面对质疑和困惑，他们会如何继续破局？我们边听歌边等待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