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已经无可救药

（一）

因为有在香港读书的经历，我曾经写过很多关于香港的文章，旨在消除我们对于香港青年的偏见，我不止一次说过，我接触过很多香港青年，他们真的不是坏，他们只是蠢而已。

这绝对是我不带任何情感偏见非常可观的描述，如果你不喜欢言简意赅的一个“蠢”字，也可以的用“幼稚病”三个字，但就麻烦一些，我也没有任何歧视的意思。

我在爬大东山看落曰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同校的香港朋友，他大概加入了类似"本岛人优先"这类乱七八糟的组织，比极端港独稍微好一点，对大陆人也没有那么多敌视，大致立场就是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多好，现在香港不好是因为大陆政府管着......

我问他，你为什么怀念英国殖民时代呢，甚至跟在英国国旗后面游行？

他说，因为democracy啊，一人一票啊，现在香港这么多问题就是因为不democracy。

我问他，港英殖民时代你们选过总督吗？

他一下愣了，那种黑人问号？？？？的表情看着我。

我发现他是真不懂，于是告诉他，在英国人统治你们的时候，总督都是高贵的女王陛下直接指派的，你们一毛钱选举权都没有。在政府公务员体系内，香港人还要排在印度人后面，是妥妥的三等公民。为争取自身权利、反对殖民压迫，香港人民在六十年代进行过一系列抗议运动，结果被你的英国慈父用印度人军警镇压了下去，拿枪biubiubiu地打你们香港人哎。

讲真，当时他那一脸懊恼、难以置信、悔恨、羞渐、尴尬的表情，我能把玩一辈子。

第二个故事，当时台湾太阳花那时候（彼时还没有发生大规模占中事件），我们学校的学生会搞了各种乱七八糟的造势活动支持。然后有一次开会的时候，一位理事表示，每一位在座的学生会成员都要表态支持太阳花运动，说的特别高大上，如果不表态就不符合学生会的最高理想，就不符合学生会的立会理念。言下之意就是针对我们几位大陆学生。我们都觉得太阳花运动跟我们有毛关系，这种表态不是MDZZ么。当时有个大陆同学立马就急了，说你们凭什么逼我表态，我就是不支持，有种开除我啊。香港那边同学声音也高了八度，说我们是学生组织必须支持学雖动，这是原则。

我说大家都冷静一下，你说的学生会的理念、最高原则什么我们都认同，这同样是我们大陆人民所认同的价值观，你所表达的，就是民主和自由两种理念。

他说对，所以我们一定要支持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

我说民主讲究不同观点不同立场的共存于尊重，自由讲究每个人表达观点的权利能被保障。既然是自由，那我们有没有不支持台湾学生的权利呢？既然是民主，我们有没有保留不同观点的尊重呢？你这种做法，跟学生会的理念完全不合，你这是妥妥的专治啊。

直到我毕业，他们再也没有闹过什么幺蛾子了。

他们不仅仅是缺乏常识的问题，在很多事情上总能做出让正常人匪夷所思的操作。台湾跟香港在这一点上就非常像，比如台湾的“用爱发电”这个事，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的时候觉得是故意黑的吧？结果尼玛真是真的，惊掉下巴。台湾是一个能源短缺的地区，二十一世纪初的几个夏天，都要经历上百次停电，于是当局提出了发展核电的计划，但遭到了民意的强烈反弹。一个环保组织在反核游行中打出了“用爱发电”的大旗；更惊讶的是，这在台湾还真普遍有人买账，还真很多人觉得用爱发电这个概念好，更有许多政客为了获取民众支持都开始喊这个口号。

若论智障程度，香港青年不会让台湾青年独领风骚。当年一群香港脑残中学生为一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在中环闹绝食。这个绝食牛逼就牛逼在是“接力绝食”——这是绝对香港脑残中学生们的一大发明：先几个人“绝食”八小时，然后下场吃饭；换另外一拨人再“绝食”八小时，完了该回家回家，该睡觉睡觉，明天接着再来……最捉急的事，就是接力的这八小时途中，他们还怕营养不良，不断地喝运动饮料……不规律饮食，久坐不动，高糖饮料，我感觉搞一波绝食之后那群香港中学生们还能都能胖一圈。作为一个正常的人类，我表示自己的智商受到了侮辱。我完全尊重你们表达政治诉求的权利，但是你们表达政治诉求的方式很难让我不觉得你们是群傻逼。

曾经，我非常非常享受这种对香港同龄人、台湾同龄人智商上的降维打击，我觉得他们太蠢了，基本的历史不了解，基本的政治常识不知道，就只会喊喊口号打打鸡血。就像我这样的，随随便便就碾压他们，特别享受他们那种毫无还手之力的快感。

但是，后来过了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可能是，香港的基础教育出了问题。

意识到了这一点之后，我也通过香港的朋友了解了一下他们的教材，发现相比于大陆的九年义务教育，真的是简单了几个维度，有些内容一笔带过，有些内容考试不考。要知道，香港大学就读率在15%左右，也就是说我能接触到的这帮人里，已经算是精英了，但他们就是这水平，连基本的历史和政治常识都不了解。就算他们引以为傲的英语水平，其实也比不过大陆同班同学。但是有一点很重要，这也是我再之后才意识到的：他们并不是香港最拔尖的人才。

（二）

我研究生导师，六十多岁一小老头，看着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但是他的家族有很大的产业，妥妥的含着金钥匙出生，法学和管理学双博士，还有佛学、哲学、美学、文学等六个硕士文凭。住在九龙塘后面山上的一个别墅，那可是寸土寸金的地方。他这个别墅大到什么程度，大到可以请我们一个班的人去他们家院子里烧烤。他还给我们指，说你们看见院子里有竹子的那家了呗，那是成龙的房子。

我导师的老婆是八十年代某年的港姐第二名。两个儿子跟我们差不多大，一个在牛津，一个在剑桥，一个读哲学，一个读神学——在西方都是妥妥的贵族专业。一次去他家BBQ的时候正好他俩儿子回家，跟他们聊了聊发现水平非常之高，张口康德萨特，闭口施特劳斯康定斯基，然后他小儿子跟我们简单聊了聊就告辞了，说他下周要在尖沙咀某教堂举办一场圣诞钢琴独奏会，他的钢琴刚刚海运了回来，要布置到场地去。

当时我们都没有想太多，就觉得我导师真是人生赢家，父母优秀、妻子优秀、儿子优秀，自己也特别优秀，这样的人生让谁不羡慕呢。一段日子过后，再结合我在香港遇到的种种事情，我才意识到了，这背后不仅仅是一个优秀的家庭这样简单，而是香港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巨大的鸿沟。

我说香港的年轻人人蠢、笨、没有常识，说他们的基础教育出了问题，但我当时没有意识到，香港的精英阶层的子女教育是没有这个问题的，他们直接就送到了国外最顶级的私立学校，从小接受最拔尖的教育。阶级固化的棺材板就这样钉上了钉，平民和精英接受的都是不同的教育、不同的教材、不同的学校、不同的老师，平民的教育还要搞“素质教育”“宽松教育”“多元教育”，教的他们连基本的常识、基本的知识储备都没有，将来那什么去跟精英阶层掰手腕。

差不多同样年龄的两个香港青年，一个连鸦片战争的历史都不知道，一个跟我侃侃而谈萨特的恶心和康定斯基的修养，这就是真实可见的割裂与鸿沟。最可怕的是，这个鸿沟不是20%和80%的鸿沟，而是0.1%和99.9%的鸿沟。香港还有希望吗？似乎只有这0.1%的未来才能称得上“希望”——这群精英没有国界，他们从小就是世界公民，接触到的都是世界最顶级的资源；更可怕的是他们的家产都在香港，他们会继承父辈祖辈巨额的财富，也就是说这些世界公民才是香港真正的主人。

而剩下99.9%的绝大多数，可以说他们烂在了这一洼小地方。我一直在说，香港绝大多数平民生活质量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首先房子就那么小，房价还那么高——平均一间屋子的大小只有5-6平米，但平均房价达到了19.68万一平米（年的数据）；道路窄小拥挤，工作压力大竞争激烈，气候闷热潮湿，唯一好一点的估计就是吃的好吃。但综合来看香港空有一个自由港、亚洲金融之都、经济龙头这些光鲜亮丽的牌子，老百姓们尤其是年轻人们的生活未必有多好，一间房子就把他们都掏空了。

香港的繁华是那些“主人们”的繁华，是那些“0.1%”的罗曼蒂克，普通人对自己的生活并不满意，再加上又没有受过系统而可靠的基础教育，所以非常容易被一些“表面文章”所蛊惑：一说就是抗议，一闹就是上街，还一个个觉得自己挺光荣挺正义。他们把矛头指向了一个永远背锅的大陆，而香港真正的主人——地产大鳄、金融巨头和他们已经成为“世界公民”的儿孙们，在背后默默地数着钱。

于是精英们的“愚民教育”成功了，一些底层人民甚至也乐于看到自己学业压力减轻，主动拥抱所谓的“素质”“宽松”“多元化”的氛围，于是0.1%的统治牢不可破，他们的地位甚至比封建血统都要稳固，longmaytheyreign。

（三）

我们若说这是精英阶层——也是制度制定者们，有意识的愚民教育，似乎有些阴谋论的味道，但我们只看结果，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现象：民众彻底被“愚”了——他们不知道如何去实现一个既定目标，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知道自己的诉求。

我之前的文章写过，香港的经济活力被地产资本所吞噬，而香港年轻人绝大多数劳动成果，都通过极高的房价被地产资本家变相剥削了。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人看到这一点，没有人意识到打击高房价对于整个香港经济体的巨大作用。他们香港如野兽般的房地产业——它死死的扼住了香港经济的喉咙，榨干了香港经济前进的动力。房地产行业已经牢牢地绑架了香港经济与政治的方方面面：回归前，香港房地产以及关联行业增加值占香港GDP的份额在40%以上，整个区域经济活动几乎围绕着房地产业而转。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总投资60%以上，同时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主要依靠土地收入以及其他房地产相关税收。债券市场中房地产股占港股总市值1／3，股票和房地产价格呈现“荣辱与共”的现象。房地产和银行业也互相依赖，房地产开发商和居民住宅按揭始终占银行贷款总额的30％以上。香港四大家族——李嘉诚、郭得胜、李兆基、郑裕彤四家，全部以地产发家。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野蛮地产业下香港人民严重受损的生活幸福指数：香港平均房价为家庭年收入中位数的12.6倍，居世界首位。截至年，47.7%的香港市民因无力购买私人住宅，居住在公屋(政府廉租房)或居屋（政府限价房）内。而其人均住房面积仅有12.8平方米。

高房价严重损害着香港的经济活力，曾经转口贸易中心的经济红利完全流入了房地产市场，而在全球贸易不景气、中国对外交流出口遍地开花的当今，香港经济转型乏力，陷入了全面的困境。很简单，我是资本家，投资地产业回报率最高，我肯定不会冒着风险去投资新兴产业；我是一个普通人，我会去创业吗？我们活下去就已经竭尽全力了。

土地成了香港几大地产商发家的基础，地产上的巨大收益，使得他们将触角伸向其他领域。以至于形成今天香港几大家族企业，控制香港几乎所有公用领域的局面。电力公司、水务公司、煤气公司，几乎都在这些地产商的控制之下。香港的经济被认为已经严重的卡特尔化——即几家大的垄断财阀掌控经济的方方面面，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而普通人民只能在温饱线挣扎。

回归二十年以来，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香港从美元增长至如今的美元，翻了五倍有余，成为了世界上最富裕的七个经济体之一。然而普通人民的生活质量却丝毫看不出如何“翻了五倍”：根据年乐施会报告，香港万人口中，贫困人口为万人，贫困率高达17.6%。香港最贫穷10%家庭平均月收入，从年的美元下降至年的美元，十年间下降了16%。而这十年间，香港薪酬最高10%的人群收入增长率高达60%；年，李嘉诚资产70亿美元左右，年，李嘉诚个人资产亿美元，增长%，而李嘉诚近十年来数次“分家”，子女继承了其许多产业，李嘉诚家族资产，被认为超过亿美元。

据年瑞士信贷统计，香港人口中10%的富有人群控制着77.5%的财富，比十年前高出了近10%。基尼系数从年的0.攀升到了年的0.，位居发达经济体之首。香港连续五年蝉联全球住宅楼价最难负担城市，楼价入息比率为17倍，远超第二位温哥华的10.6倍。

一方面香港经济活力受损，兴新产业几无发展，上升渠道几乎被堵死；另一方面，香港人民亲身体会严重的贫富差距，仰望着高不可及的房价，这种不满情绪日积月累，成为骆驼背上愈来愈重的稻草堆。

房价远远超出合理范围，香港特区政府多年来的治理缺失是重要原因。说起香港这几任特首，董先森吼不吼哇，董先森当然吼啦，但是董先森为什么吼呢？因为董先生是香港历任以来唯一一个没有地产背景的特首。董建华靠航运起家，父亲董浩云是香港“七大船王”之首。即便后来世界航运业不景，家族企业面临破产危机，董建华也没有收地产业一分钱，拒绝了四大家族注资之请，最后是霍英东带领注资1.2亿美元，董家企业才得以重整。董建华为了遏制地产投机大潮，大力兴建房屋，恰好又遇到亚洲金融风暴，使得房价在他上任头两年跌去一半，此后又经历非典，房价在03年低谷时已经只有97年的三分之一。

而曾荫权就没有董先生这样的高风亮节了，他在任期间被爆出多项涉嫌向商界利益输送的丑闻，其中大多都是地产商。包括多次乘坐富商豪华游艇及私人飞机外游，还有各路地产商赠送的贵重礼物。退休后曾荫权租用一处平米的豪宅，年租金仅有8万元，这是典型的利益交换，要知道我在香港读书的时候，租一个7平米的单间一月都要房租。就在上个月，曾荫权被法院裁定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判刑20个月。这件案子证据非常充分，所以无论在香港还是内地都没有引起过多争议，而拉他下水的就是地产商。曾荫权任内7年，私人住宅落成量一直维持低水平，每年平均只有1.2万套，不足董建华时期的一半。卖地数量同样低，每年平均只卖出8幅住宅地，令土地及房屋供应出现断层。在他任期内，房价飙升数倍，已经超越了97年的高峰。

香港第三人特首梁振英更是地产核算师出身，曾任香港测量师学会会长、香港房屋委员会委员，更是根正苗红的“地产人”。然而，毕竟作为一个特首，还是要为香港经济的全局考虑，梁振英也肯定明白地产业对于香港经济的“吸血”与抑制，早在董建华时期，梁就是董限制房地产政策的支持者。等到他上任后，更是连续出台了限制房价的十条政策，被香港人称作“梁十招”。然而他毕竟跟地产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策推行也遭到地产商处处掣肘，香港房价调控丝毫未见成效。

在任的香港新特首林郑月娥，我又在她的履历中发现了“年，出任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常任秘书长”这一条。

历任特首里，最有希望解决香港地产困境的还是董先森的政策。董建华特首推出的“八万五计划”可以说是利港利民，唯一不利的就是地产商。然而随着政策的推出，香港房价持续下跌，香港有房人士坐不住了，因为他们说白了也是房价上涨的既得利益者。这时候香港媒体也跟着阴阳怪气煽风点火——反正房价上涨是政府无能，房价下跌也是政府无能，媒体总要搞个大新闻把谁批判一番嘛，人家也要吃饭嘛。于是一时间整个香港哀鸿遍野：涨了这么多年的房价下跌啦天要崩啦地要裂啦大清国要亡啦……更过分的是还给董特首取了一个外号叫“董八万”。最后在香港人民抗议房价下跌的一次又一次抗议游街中，“八万五计划”胎死腹中，香港楼市也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四）

本文的题目是“香港这座城市还有救吗？”，也可以换成一个更精确的说法是“香港的年轻人们还能变聪明点吗？”——我给出的答案是悲观的。因为香港整个地方太小了，太闭塞了；而本地人又因为曾经得天独厚的地理历史因素，弥漫着一种发达过后弄弄的傲慢情绪。可以说整个地区的人都丧失了批判性与反思性，固步自封。如果抛去了香港优越的先天环境，香港年轻人（除0.1%的精英外）所受的教育和专业素养，至完全不足以在一个大市场中与大陆青年竞争的。同时香港长久以来受到西方价值观的冲击，普通民众很容易被蛊惑，上一次街，游一次行，就能获得一些虚伪的满足感，觉得自己多光荣多正义多威武霸气了，然后继续用自己的血肉去供养地产资本家，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还可开心呢。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已经毕业回来了，我也没有那么圣母去过多操心香港有没有未来，我比较操心我们自己的未来。当今的香港社会是一面镜子，能反应很多的问题。

首当其冲的是教育问题。我在之前很多文章里都说过，我们国家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把九年义务教育全国性推广。这一举措让即便最偏远的农村、山区、少数民族地区都纳入了现代化的轨道，为改革开放后的人口红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人口红利，不是单纯的人多，而是能够达到工业化生产要求、能够纳入经济体系的劳动力多，这才是真正的“红利”。义务教育带来的是高素质劳动力，这个“高素质”不一定是要读到本科硕士之类，而是针对经济活动来说的。放眼全球，中国的九年义务教育水平已经算是妥妥的“高素质”了。为什么印度人口同样众多，但是没有非常明显的人口红利存在？因为印度没有经历过我们翻天覆地影响深远的革命，农村等广大地区封建残余严重，广大人口活在泥里并不能为工业生产所用，网上经常调侃的印度“一亿人口，十亿牲口”，虽然有一些侮辱性的含义，但也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印度现状——广大人口既不能为工业生产所用，也没有实力进入市场去消费，他们是被整个经济体抛弃的一群人，要命的是这群人是国家人口的绝大多数。

刘慈欣创作的科幻小说《乡村教师》，就是一曲平凡而伟大的基层教育工作者的赞歌：

“那么，他们的个体相互之间的信息交流方式是什么？”

“极其原始，也十分罕见。他们身体内有一种很薄的器官，这种器官在这个行星以氧氮为主的大气中振动时可产生声波，同时把要传输的信息调制到声波之中，接收方也用一种薄膜器官从声波中接收信息。”

　　“这种方式信息传输的速率是多大？”

　　“大约每秒１至１０比特。”

　　“什么？！”旗舰上听到这话的所有人都大笑起来。

　　“真的是每秒１至１０比特，我们开始也不相信，但反复核实过。”

　　“上尉，你是个白痴吗？！”舰队统帅大怒，“你是想告诉我们，一种没有记忆遗传，相互间用声波进行信息交流，并且是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每秒１至１０比特的速率进行交流的物种，能创造出５Ｂ级文明？！而且这种文明是在没有任何外部高级文明培植的情况下自行进化的？！”

　　“但，阁下，确实如此。”

　　“但在这种状态下，这个物种根本不可能在每代之间积累和传递知识，而这是文明进化所必需的！”

　　“他们有一种个体，有一定数量，分布于这个种群的各个角落，这类个体充当两代生命体之间知识传递的媒介。”

　“听起来象神话。”

　　“不，”参议员说：“在银河文明的太古时代，确实有过这个概念，但即使在那时也极其罕见，除了我们这些星系文明进化史的专业研究者，很少有人知道。”

　　“你是说那种在两代生命体之间传递知识的个体？”

　　“他们叫教师。”

有很多人认为“高考”是我国教育公平的很好体现，我说并不完全正确，真正的教育公平在于教育资源的分配，高考只是很小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一个结果、一个仪式化的认证，我们不能像香港人一样只看到表面现象而忽视了本质问题。所以，正如我在《基层医生、教师的普遍困境：为什么工作这么辛苦，待遇却这么低？》《医疗、教育、养老与社保的困境，最好的解药在哪里？》这两篇文章里，用近三万字分析的结论：有些行业不能市场化，医疗算一个，教育算一个。

有些人说医疗养老教育这些问题是市场化不完全的问题，能说出这种话的要么是脑子坏掉了，要么是良心坏掉了。我们分析了这么多还看不出来吗，完全市场化，像美国那样精英学校、医院就好了？除了少数富豪，广大民众都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就好了？现在社会其实有一些很不好的端倪了，国家对医疗和教育的财政支持不够，医生待遇低，用药品回扣、滥开检查来弥补；教师待遇低，优秀老师纷纷流入私立学校，而公立学校师资力量越来越弱，老师越来越混日子划水；精英子女要么出国要么去昂贵的私立学校。看看美国和日本，公立学校都是什么样子，这样下来社会更加固化，精英永远是精英，屁民就在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泥潭里烂掉了。

另一个是房地产问题，正如前文所述，香港是被房地产吸干了经济活力的城市，纵使有着繁华发达的表皮，大多数普通民众也很难享受到发展带来的幸福感。我们房地产市场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就比如“六个钱包”（夫妻，和两边四位父母）供养一套房产的理论，这说明房地产产业不光吸老百姓的血，还在吸其他产业的血——六个钱包都供了房子，那别的产业评什么活？更多地分析在《房地产市场批判》一文中也已经说得很详尽了，这里就不再赘述。

还是那句话，为啥我总是不厌其烦地分析香港问题，因为有些不仅仅是香港的问题。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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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暴跌、外资出逃、物价攀升，贸易风暴席卷台湾，“亚洲四小龙”无一幸免

最近，蔡英文的推特上频繁出现三个关键词：外交、军事和世卫组织。她还在5月20日的总结大会上表扬了自己的各项成就，但是民生经济方面的内容偏偏消失得无影无踪。

是她不想分享吗？事实的真相恐怕是，台湾地区最近糟糕的经济状况让她哑口无言。

也是最近，在台北吃上一碗小尺寸的牛小排面都要新台币了，想起几年前还不到新台币的牛肉面，真是让人直呼失去了“牛肉面自由”。

台湾到底发生了什么？背后还会有更大的问题吗？

1

在股海里浮沉的各位，看到下图这样的走势，心里肯定乐开了花：

等等。以为是股票K线？这其实是开年以来，美元兑新台币的走势截图，越往上走，说明1美元能兑越多新台币。而五月以来，新台币汇率呈现一条不断向上的曲线，疯狂贬值。

尤其是在5月13日到5月17日，一天内跌了几百个点。

进入五月， 升级，双方交战激烈，几个回合从关税战升级为科技战。在这过程中，受到最大伤害的就是依赖半导体等电子元件出口的“亚洲四小龙”——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

2

从网上的公开数据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和美国是台湾地区最大的两个出口对象，分别占比28.39%和15%。

台湾从大陆和东南亚地区拿到生产原料，再经过精密代工重新出口回到大陆和美国，这一类产业生态“养成了”著名的台湾鸿海集团，也让董事长郭台铭，能直接跟妈祖沟通，有了竞选地区领导人的底气。

但是，硬币有两面。台湾这种代工模式与东南亚地区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无法拒绝大陆和美国任意一方。

东南亚能够成为中美争端中的最大赢家，就因为它们比台湾的代工和技术要简单一点，只是单纯接到来自中国的订单，进行最后的组装后再出口到美国。中美争端割断了这个链条之后，东南亚以及其他亚洲经济体可以选择绕过中国，直接接受来自美国企业的订单。

孟加拉国一些制衣企业自贸易摩擦升级以来，大部分订单来源都从欧洲变成了美国。日本对美国半导体制造装置出口同比大增83.2%，但该产品对中国的出口则同比收缩41%，也出现了明显的转移趋势。

但是台湾很难放弃对中国大陆这近三成的出口占比，否则经济将会受到重挫。

它成了贸易冲突中最受伤的一个。此时，耳边响起了伍佰的《突然的自我》：“晴雨难测，道路是脚步多……伤心却是带着微笑的眼泪。”

因此，五月下旬华为硬刚美国，让大陆振奋却让台湾忧心忡忡。

在华为的全球供应链中，台湾地区占了10家企业，生产的还是极为关键的半导体和其他电子元件。企业追求的是最终利润而非单纯的民族自豪感，无论你华为最终干不干得过美国人，把资金先远离这趟浑水总是一个比较保险的方法。

彭博社的经济学家们也对中国出口减少对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影响进行了推算，其中台湾有1.6%的经济产出和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直接挂钩，所以彭博也认为，台湾是最受影响的地区。

一方面，不少台商“回流”台湾，另一方面，外资撤离台湾的体量却更大，速度也更快。

就在5月30日一天之内，就有环隆科技、兴勤电子、中扬光电、合晶科技和景硕科技共5家台商回到台湾，投资近亿新台币。台湾省的经济部表示，截至目前已有66家台商回到台湾进行投资，累计金额已经超过亿新台币（约亿美元）。

不过，单单就五月撤出台湾市场的外资就达到了37亿美元，按照目前的趋势，外资撤离还远没到减速的时候。

从上图可以看出，人们担心外资撤离不无道理。历史上每次新台币大贬值，就会伴随着台股加权指数的大跌，说明每次都有外资撤离。

台湾多家财经媒体报道指出，新台币汇率近期每况愈下对本岛的负面影响不小，虽然台湾出口商取得报价优势，但进口商处于弱势，包括油价在内的进口物价恐水涨船高、影响油电等民生消费价格，最终影响经济成长……

3

跟台湾同病相怜的，还有韩国和新加坡。

韩国关税厅公布数据显示，韩国5月前20天出口同比下降11.7%，其中芯片出口被砍掉三分之一。此前4月份的数据则显示，当月韩国出口同比下降2%，为连续第五个月下滑。对中美出口分别同比下滑15.9%和4.4%，对欧盟和日本出口分别下滑19.4%和1.4%。

作为极其典型的出口型经济体，韩国出口数据被称为国际贸易的“金丝雀”，会在第一时间向全球发出警告信号。这次的警告也十分明显——中美冲突对科技的影响完全显露了出来。

下图是韩元开年至今的走势，可以发现，韩元跟新台币汇率走势极为相似，但韩元在4月下旬就已经出现大跳水，说明韩元比新台币对全球贸易变化更敏感。

而进入五月，韩国股指涨幅频频收窄，截至5月29日，韩国综合指数已经抹去了今年所有涨幅。在资金暗流涌动之上，韩国物价也早已开始飙升，单价人民币的炸鸡让韩国人直呼失去了“炸鸡自由”。

其他小型经济体也未能幸免，因为它们都极为依赖进出口。新加坡非石油产品出口同比下降10%，已经连续两个月出现两位数跌幅。其中，电子类产品出口下降16.3%，对华出口下降5.8%。

香港继3月出现1.2%的同比跌幅后，4月商品整体出口同比下跌2.6%，第一季度GDP表现更是近10年来最差。

“亚洲四小龙”的出口受挫，导致外资撤离，进而引发股汇双杀后，出现输入型通胀，最后威胁经济增长……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让它们应接不暇。可以看到，全球化的烙印已经深深地刻在了这些典型的出口型经济体身上。

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最新报告，全球航空货运需求增速放缓至22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亚太地区则是唯一出现货运需求同比下降的地区。

（在2-4月期间，身为全世界最繁忙的货物中转港的香港国际机场货运量同比下滑7%，来源：Globalairfreight，JOHNKEMP，10May）

国际航协理事长AlexandredeJuniac更是直言：“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实施，令所有参与者受困其中，尤其是美国和中国。”

至此，曾经如鱼得水的出口型经济体们，在中美贸易摩擦面前都纷纷败下阵来，成为了最受伤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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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赢家也在逐渐浮出水面。

“亚洲四小龙”等发达经济体对中美出口大减，而区域内进出口却日益频繁。东南亚作为中美贸易摩擦的“唯一赢家”的身份正在变得明显，“到东南亚去”这一产业趋势也逐渐成形，不再是一个噱头。

虽然，香港、日本、越南、马来西亚等经济体最新出口数据均出现下滑，但都是因为受到对中国内地出口下滑所拖累，在亚洲整体区域内部和对美出口方面仍然保持增长。例如，香港4月输往新加坡和菲律宾的整体出口价值出现明显升幅，分别上升32.1%和28.3%。

具体来看，未来越南、泰国和马来西亚将成为最大赢家。借助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这些国家正在改善本国的基础设施，提高本国人民的劳动素质。新加坡星展银行更是直接发出警告：十年后越南经济将超越新加坡。

不过，只要有双向贸易，就不会有完全的“零和”状态。随着中美争端不断升级，下一个倒下的，又会是谁呢？

最近半年，由于 因素的催化，所带来的制造业焦虑症加深得更为严重。许多上市公司都在考虑搬迁产能去东南亚，而具有前瞻性眼光的龙头企业们，国际化布局得则更早。

企业经营不是会计账本上的数字计算，劳动力成本优势通常不是建厂的唯一决策要点，还要兼顾考量潜在内需市场发展、产业链配套、经商环境与政府支持政策，以及更为隐形的文化因素——管理文化是否可以得到有效输出。因此不难理解，为何近期同属亚洲的印度与越南，很容易成为讨论焦点。

很有幸，年的夏天我们有机会曾去过印度调研，站在年初，又增加了在越南胡志明市的经历。本文将从各国差异化的角度来分享我们对于印度和越南两国的观点，也欢迎探讨两国未来的可投资性。

核心观点一：

内需角度，印度更为接近中国，而越南的发展路线更接近于下一个韩国？

消费品的潜在增长空间主要来自于人口基数规模与收入水平。从人口绝对总量角度来看，显然，只有印度符合“下一个中国”，而越南的发展路径更适合成为下一个韩国。

从收入水平来看，在没有同比口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之下，我们先参考人均GDP这个数值。

从人均GDP数据上来看，越南接近于年时候的中国，印度则接近于年的中国，但这仅仅20%的数值差异似乎并不能反映出人们这两个国家的感知上的巨大差异。

首先，我们认为，印度内需市场更接近于欧盟，属于看似统一的却实质是由差异型子市场组成的联合体。

由于印度的联邦制度，印度各邦会说不一样的语言，而语言造成的文化差异，造成企业的管理难度，这一点上与欧盟类似。反过来看，秦始皇统一语言统一度量衡，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普及普通话这一基本国策，为创造统一大市场作出巨大贡献！

（注释：印度有14种官方语言，分别是：印地语、旁遮普语、古吉拉特语、迈蒂利语、孟加拉语、英语、乌尔都语、信德语、泰米尔语、卡纳达语、梵语、泰卢固语、马拉雅拉姆语、印度斯坦语。这些语言分属不同种语系，对于当地人来说，跨邦甚至类似于出国，语言不通！一般印度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才会说英语。）

其次，由于基建设施的不完善，即使我们主要调研的区域是诸如古尔冈（距离印度首都德里约30公里的新城区，印度第三大资本流入城市）和班加罗尔（印度南部城市，印度的硅谷）这样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新城，印度城市风貌更像是90年代末的中国，有些地区更接近于中国较为偏远的四线乡镇地区。

印度道路边的植被覆盖率不高，导致尘土飞扬，甚至空气中有雾霾感，七月夏天也依然感到污染严重，等等这些都容易让人联想到我国追求绿水青山之前的风貌。

而越南的胡志明市，从城市发展角度来看，整体素质更接近于21世纪初的中国。在胡志明市的中心城区，道路干净整洁。虽然入夜之后的胡志明市中心区域的街道上会出现小商小贩，这也会直接导致路边垃圾堆积所带来的脏乱差，但一早醒来，道路基本会被打扫得很干净，我们估计政府在公共支出管理上做得还比较到位。

这次我们调研了国内某白电龙头企业在越南生产基地，位于平阳省新加坡1工业区，距离越南南部最大的城市胡志明市北部大约20公里，算是越南最好的工业区。由于道路的拥挤，我们在工作日的上午大约花费了1.5小时左右，从胡志明市中心到达。

进入工业园区可以看到，整体规划非常有序，街区道路很干净，作为分析师去过各种工业园区调研，该工业园区的整洁程度可以类比位于苏州的工业园区。园区内不乏西门子这样的欧美企业，也有不少日韩系的药企等。

总结：两国人均GDP虽然很接近，但体现在城市风貌上的经济发展程度相差应该在10年以上。

核心观点二：

对于制造业而言，越南比印度更易达到预期产出

年，印度属于大热之年，经历过轰轰烈烈的年11月废钞运动之后，又在年7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GST税改，旨在简化税制，推动统一的国内市场以及降低跨邦运输的成本。几乎所有媒体都将印度总理莫迪称之为印度的邓小平，废钞与GST税改意味着印度的改革开放正式拉开序幕，预期印度也将复制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快速增长期。

而越南热的兴起，则更多是由于中越之间的劳动力成本差异，以及年突然兴起的中、美贸易摩擦，不少企业开始考虑用产能搬迁的方式来规避关税的提升以及近几年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当然，劳动力价差的确存在，导致人力密集型加工业近几年在加速转移，参考下法定最低工资要求，越南的薪酬水平还是有显著优势。

从人口金字塔来看，印度是最为完美的三角形，截至年，中印越全国年龄中位数分别是37岁、30.4岁、26.7岁

但从有效的劳动力素质对应的潜在劳动效率来看，越南可能更接近中国，比较直观的理由主要是两点：基础教育水平与男女平等程度。

年去过印度之后，令人意识到对于中国自身强大的竞争优势，尤其是要感谢政府制定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和解放后的男女平等国策，这直接导致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有充足的经过中等教育的有效劳动力，以及大学普及率提升之后所带来的“工程师红利”。

此外，越南的官方语言是越南语。目前英语为必修第一外语，俄罗斯语和中文等4个外国语被列为第二外语。越南教育部年提出外国语教学提案，年拟将俄罗斯语和中文纳入12年国民基本教育课程，成为第一外语。

从这一点上，中国企业搬迁至越南，从语言沟通与文化管理上也将更有优势。中国企业在招工时会更偏好招收中文学校毕业的越南当地人，方便交流和管理。此外，越南文化本身也与华人文化更为接近，我们认为文化相近有助于在管理输出与企业文化营造方面复制国内工厂的生产效率。

另一个佐证有效劳动力的数据角度就是女性劳动参与率，印度显著低于中越两国。据我们调研反馈，印度妇女，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大学毕业后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也通常会选择在婚后生育子女之后当全职妈妈，尽管没有法律规定，但约定的社会风俗如此。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也的确能感受到，在最能感受到劳动力人口的餐饮与零售等服务型行业，较少看到印度妇女，而越南的女性的比例与中国街头极为类似。

此外，越南人民整体对于追求幸福生活的渴望程度，高于大部分东南亚地区，也显著高于印度。且在社会文化中，多劳多得的思想观念较为普遍，越南工厂工人的加班意愿接近于国内工人，也愿意提升工作效率以获得更高的薪酬。

劳动力综合素质方面，越南目前可以说是完败印度，但仍有一些因素需要在建厂时考虑。例如，在印度建立工厂只需考虑印度内销市场是否能支撑产能，但越南市场则必须综合考虑内销与出口需求之后再考虑建厂投产。

并且由于目前越南的制造业纵深不足，产业配套能力仍有受限。越南政府规定，在越自制比例需要达到40%以上才可以颁发产地证明。

就家电行业而言，五金件、钣金、注塑件和包装件等在越南当地已能完成自制，电机、电控类产品还很缺乏，还需要上游配套企业的搬迁，因此诸如家电控制件类的产品还需要在国内购买。此外，由于越南本身不是资源产出国，因此大部分原材料需要国内统一采购（更有利于降低综合成本），例如家电上游配套的铜管厂在越南这边有厂，但还需要从国内进口铜，等越南实现拉管工艺之后再做配套。

总结：综合劳动力供给的数量与质量，从中期角度来看，越南是比印度更为合适的转嫁制造产能目的地，且生产效率也更高。短期受制于产业配套能力，制造产能搬迁仍有限制。

核心观点三：

投资角度，是否泡沫已高？

如何衡量泡沫？无非是投资品的估值，诸如房价、股票估值。

比较了中越印三大城市的房价，只能说，房产从来不是由拿着平均工资的大众去购买的，通常都是由最有购买力的人群所决定的。

由于胡志明市的地图太像上海了，对于一些主要区域的楼盘价格，我们做了以下记录，仅供参考：

1）District2是规划中的“浦东新区”——守添新区(ThuThiem)，虽然仍是一片荒地，但能看出地块规划，主干道的建设十分清晰，目前“陆家嘴”区域的房价已从年的美金/平方米，涨到最近美金/平方米，区域内最低价的楼盘也至少要美金/平方米。“世纪公园”与“张江”之间的楼盘，不少定价约为美金/平方米。

2）Distrct1是胡志明市的浦西，北外滩地区的豪宅项目已达到0美金/平方米，其余部分较高质量的楼盘价格也达到了美金/平方米以上。但District1整体道路较为狭窄，堵车情况很严重，这一点与上海浦西也极为类似。

3）Distrct7地址位置上类似于徐汇滨江区域，但由于日韩和台湾人较多，台商也参与发展的富美兴区域，整体发展也不错，更类似于上海的“古北新区”。

总结：日韩台中都看好的区域，又在投资热潮的高峰，短期的泡沫肯定是有的，但考虑越南取消户籍制度，胡志明市与河内市势必将成为类似于首尔这样的超级大都市，长期潜力很大。

都说魔鬼都在细节里，而作为消费品分析师尤其喜欢观察细节，在此也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对于这两个国家的细节观察。

细节一：

空调的普及：经济发展受限部分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曾经把新加坡的成功归根于空调的普及，认为空调的出现让热带的发展成为了可能，改变了文明的本质。印越两国的所处地理位置，更意味着需要更多的空调以协助其发展。

但很不幸的是，在越南，空调被认为是奢侈品，购买时需要缴纳额外的10%作为特别消费税，理由是空调在越南还不普及，属于高收入人群才有能力购买的产品。

而在印度，困扰空调普及率提升的核心原因，除了还未达到空调普及所需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这一因素外（在中国，达到元时，空调保有量进入快速普及期），电力供应方面的基建落后也是一大制约因素。中国农村地区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随着城镇化率的不断提升，以及农村电力体制改革的推进，空调保有量也有了较为显著的提升。

细节二：

出门通勤全靠摩托车？

由于越南警方强制规定骑摩托车必须戴头盔，加之胡志明市中心区域马路两侧商业发达，仿佛身处台北街头。

说来惊人，越南居然是世界第四大摩托车市场，越南各类摩托车保有量超过4万辆，相当于每两个越南人就拥有一辆。对比着来看，这几年由于上海的地铁网络不断发展，类似的摩托车大军在上下班高峰出现的比例越来越少。

而说起摩托车，不得不提重庆摩托车产业在越南的失败案例，大举进入并用低价竞争抢夺市场，但最终却因为质量问题丧失市场，导致越南人对于中国品牌的好感丧失，尽管日本品牌的摩托车售价高昂，但越南人认为一分价钱一分货，更愿意花高价购买质量更为上乘的日本品牌。走在越南街头，的确满眼可见诸如Honda、Suzuki等品牌更为普遍。

对比着来看，作为较易观察到品牌的家电品类空调来看，也能感受到类似的情况，即大金品牌在越南的市占率较高。同样地，在印度当地，除了日资品牌之外，韩系品牌诸如LG也较为常见，偶见美的格力等国内品牌。这么看来，能在国内证明自身质量优势的三大白电龙头，假以时日，在东南亚当地的未来发展潜力仍有较大空间。

细节三：

CoffeeorTea？

作为曾是英国殖民地的印度，每到一处调研企业，相关的工作人员都会殷勤地询问是否需要来一杯茶？阿萨姆红茶与大吉岭红茶都位列世界四大名茶。

但由于印度基建的不发达，跨邦税收所导致的连锁化经营型的商业较少，在印度的街头巷尾较为常见的仍是古老的夫妻老婆店，整体商业文化并不发达。以及对于当地饮用水的担忧，我们并未在印度街头购买小吃与茶饮。

作为曾是法国殖民地的越南，街头巷尾则到处可见咖啡馆，而越式咖啡也拥有其独特的风味，越南也是罗布斯塔咖啡豆重要的生产国。

对比下印度的星巴克咖啡售价，与越南当地的咖啡连锁HighlandsCoffee的售价，可能是咖啡生产地的关系，越南的咖啡价格更为亲民。

但有趣的是，走在胡志明市街头，随处可见各类的奶茶铺与甜品铺，包括国内知名的贡茶、鹿角巷（分辨不清是否冒牌）、鲜芋仙，饮食口味上与中国更为接近。

印象中印度与越南的饮食品种还是较为单一，印度每日必备的咖喱鸡与越南每日必备的河粉Pho，也难怪越南开发商喜欢打造开放式厨房，这也就意味着主打大吸力的吸油烟机在越南的市场空间相对有限。

最终总结，从宏观数据到微观细节，相信印越两国的对比已十分清晰，在中期维度来看，无论是印度还是越南，都无法替代掉中国。印度的大国崛起是必然，但其进程应该是无法复制中国速度。而越南更适合发展成为下一个韩国，成为中国部分制造业的B角，作为对于全球产业链的补充。

对于下一个中国，我们的回答是暂时看不到。而作为家电行业分析师，也希望投资者对于国内的优秀制造业龙头，少一点挑剔，多一点宽容与乐观，毕竟整体产业仍然有非常强的竞争优势，且也已经通过前瞻性布局做好了规避规划。

未来中国的崛起主要靠科技竞争，这些与曾经的亚洲四小龙的定位也不相吻合。

人类前四次产业革命规律是什么？强国崛起的真正原因有哪些？当前的中美之争，与第五次科技与产业革命有着怎样的关系？获得了上帝权力的人类还是人吗，实现永生的人类还需要进步吗，是否会退化？

这些问题，或许你都能从本文中得到答案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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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前四次产业革命的规律

公元前年左右，四大文明古国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以及中国的黄河流域，出现的以金属工具制造、使用和以水利技术大力发展为标志的农业革命，可视为人类第一次产业革命。

一直延续至18世纪60年代，在英国发生了以纺织机的发明和蒸汽机作为动力广泛使用为标志的第二次产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和美国引领了以电气化、化学应用和内燃机三项技术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的第三次产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20世纪70年代至今，特别是90年代以来，以计算机与手机的普及应用，网络与通信技术的结合带来的信息产业大发展，带来了第四次产业革命（信息产业革命），这一次，中国抓住机遇，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信息产业强国。

从时间轴看，产业革命呈现加速趋势。

表1人类第一、二、三、四次产业革命概况

回顾历次产业革命的发生、发展，再对照当今全球社会经济发展形势，我们不难总结出以下规律：

（一）历次产业革命依次满足不断升级的人类需求

每次产业革命的发生都必须是符合人类（特指大规模人群，而非某地域、某阶层）追求更好生活的需要，前四次产业革命都是出于人类提高物质生活水平、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农业革命、纺织业革命、电气革命、信息革命先后满足了人们吃饱—穿暖—住与行—社交等需求，并带来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极大改变，给人类带来全新的体验和满足。

第五次产业革命（科技革命）对生命科学和人工智能的探索和追求，是满足人类更舒适便捷、更有尊严和价值的生活需求的重要依托。

表2历次产业革命与人类主要需求

（二）技术革命不等于产业革命，产业革命的发生依赖于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依赖于产业基础设施

产业革命的发生依赖于技术革命带来的科技创新，然而并不是任何一种技术创新都能成为产业革命的技术基础，都必然带来产业革命。例如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火药、造纸术、指南针、印刷术），并没有带来相应的产业革命；再如，大型计算机很早就出现了，但只有乔布斯和他同时代的创新者，把人类从只有少数公司才能拥有的昂贵、大型计算机时代，带入廉价个人台式计算机时代，计算机如其他生活日用品一样，进入千家万户。

也就是说，产业革命难以通过个别技术的突破或个别产业的增长而实现，必须依靠新技术的大量集中与广泛应用，即通过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广泛改造升级，或形成新的产业体系，带来全社会产业普遍发生“质”的跃升，才能形成产业革命。

而技术要成功应用于产业发展，一方面依赖于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例如，第三次产业革命中，虽然是英国的科学家法拉第最先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但是最早且大规模将这一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的却是德国和美国。

又如，英国科学家最早发明从煤炭中提取化合物的技术，但反而是俾斯麦通过“计划”引进到德国，建立了重化工业。

再如，虽然英国的科研传统更悠久，但德国和美国更加重视理工类应用科技以及应用类研究机构，如，贝尔、爱迪生、西门子等，再加上强势的政府“产业政策”主动引进并资助应用，又使德、美科研转化周期比英国至少快3-5年。

另一方面，具备一定条件的基础设施也是产业革命得以发生的必要条件。例如在农业革命时期的水渠、水坝、井田制等保障了当时中国的农耕活动和生产组织形式；海上三角贸易以及东印度航线带来的棉花供应与纺织品销售是第二次产业革命发生在英国的必要条件；相应的保护奴隶贸易、棉花运输、纺织品倾销的“海军舰队”也是维持产业体系的必备基础设施；德国和美国在政府推动下建立了第三次产业革命的两类基础设施建设，硬件是公路、铁路、开矿、发电、电网，软件是社会保障与全民义务教育体系，及理工类大学的大发展。美国与中国投资建设的信息产业基础设施，卫星网、互联网、光纤网等也为美、中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保障。

（三）产业革命的发生需要一定的市场规模，只有大规模需求才能有效刺激产业革命的发生

具备一定规模的市场需求是产业革命发生的必要条件，因为规模化的生产依托规模化的需求。第一次产业革命发生在当时世界人口最为集中的人类文明发祥地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及中国，人口超过世界总人口2/3；第二次产业革命期间，英国人口约-万，还有庞大的海外殖民地，而同期的荷兰只有万人口。

并且到19世纪中叶，形成了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市场；第三次产业革命时期，德、美人口分别为万和1亿，到一战前夕，德国电气产品出口占世界电气产品出口的比重近50％；信息产业革命时代，美国至少3亿人口，中国14亿人口。

英国、法国、德国等其他人口量相对不足国家相比美国和中国都呈现衰退趋势。特别是美国，如果不和中国比，而和英法德日俄对比，他是明显发展更快的。

产业革命的发生还有赖于一定规模的有素质劳动者。在第二次产业革命前，英国手工工场快速蔓延，培养了大批有技术、有经验的工人，他们积累的生产经验直接推动了各种生产机器的发明。

第三次产业革命期间，德国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并加强教学与科研、生产的结合，培养了大量工科、农学、化学等方面的优秀科技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美国在第三次产业革命期间吸引了大批外国移民。

仅—年期间，就大约有0万移民来到美国。这些来自欧洲、中国以及拉美等国的移民不仅给产业革命带来了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而且使全国人口和国内市场很明显地扩大了。除了移民，快速城镇化也为产业革命造就了大量劳动者。

除此之外，从20世纪中后期至今，美国以海外代工的形式，将大量低附加值的劳动生产转移到亚洲、拉美等劳动力密集型国家，使实际的劳动者数量大大增加。

（四）产业革命的发生需要跨国协作

产业革命的发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需要进行全球协同。从历次产业革命，可以看到从国家治理、技术合作、生产网络等不同层面的协同。

英、荷在国家治理层面的协作，为第二次产业革命的顺利推进奠定基础。在年之前，荷兰舰队在名将米歇尔率领下，击败了法国，并几乎摧毁了英国舰队。所谓“光荣革命”甚至是荷兰执政率领荷兰海军登陆英伦，和平接管了王权。当然还有无权的双国王，即威廉的英国夫人玛丽。

荷兰人威廉三世很像得位不正的唐太宗、明永乐大帝，力图用文治武略证明自己的卓越与合法性。

随后，英国与“老对手”荷兰化敌为友，英荷舰队先后联合击败法国和西班牙的舰队，成功取得了直布罗陀海峡及地中海的通航权，获得美洲与印度的殖民地，并取得了与西班牙殖民地进行贸易和贩卖奴隶的权利，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顺利推进，奠定了重要基础。

英国发展手工纺织业来自荷兰（尼德兰）的转移，全球贸易基础设施——海军，则来自于英荷联合。英格兰建立的东印度公司、英国公司，也吸收了大量荷兰资本，等等。

年，英国纺织技工塞缪尔·斯莱特(SamuelSlater)窃取了英国纺织机技术后，到美国建设了第一个棉纺织厂，成为美国“工业革命之父”（当然英国人叫他“叛徒”），后续的还有政府支持和ThomasDigges及FrancisLowell等工业间谍，系统地从英国窃取了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核心技术，虽然美国不光彩，英国不情愿，但客观上还是把英国技术复制到美国，促使美国在19世纪初完成了第二次产业革命。（顺便说明，正因为美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几乎是偷来的，美国对工业间谍会更敏感）

第三次产业革命，几乎是在几个先进的大国同时起步、相互促进下进行的，以全面开花取代了一枝独秀的局面。某一国的重大发明，很快就被别国所吸收，相互推动，发展迅速。

德国与英国的竞争协作。德国领先全球的电缆工业技术，化学工业技术都是从英国引进，正所谓“英国开花，德国结果”。德国有机化学工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英国自由贸易为其提供的市场，凭借化工等新技术的突破而获得的（英国是当时有机化学工业的最大需求国）；不仅如此，德国化学制药业公司，如赫斯特和西门子，也选择在英国进行直接投资；此外，德国还利用英国廉价的铁、纱线、机器等生产资料，服务于自己开拓市场的目的。

日本明治维新，引入科学技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则是借鉴德国模式开启工业革命。日本政府大力提倡发展棉纺织业，新办模范工厂，从外国买入机器，并鼓励私人投资。提出“求知于世界”的口号，积极从英、美、德、法、荷、意、瑞士等国聘请熟练的科技专家，尤其对德国和英国的技术利用最多。还派遣大批官员、技师、学生到德国等西方国家去学习与考察。聘请德国专家设置化学研究所、化学工厂，发展水泥、炼铁及其他金属工业，尤其是创设兵工厂。

第四次产业革命以来形成的全球生产网络是中美必须协同的内在原因。中国与美国的捆绑，实现了美国信息工业与技术向中国大转移。信息工业革命始于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和邓小平恰在节点时刻，联美抗苏，邓小平实行对外开放，主要是对美开放。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三代领导人领导期间，中国韬光养晦，在苏联倒台后，又抓住了“反恐”、“金融危机”两次战略机遇期，与美国捆绑（深度捆绑），实现了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同步。当奥巴马、特朗普上台，美国悔亦晚矣。

（五）产业革命对“城镇化”带来不同影响

产业革命不仅带来经济大发展，也带来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城镇化”，但不同产业革命对城镇化方向影响不同。

第二次产业革命、第三次产业革命推动城镇化在世界范围快速发展，使人类基本上完成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虽然早在公元前0年前，埃及尼罗河流域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两河流域，少数新石器时代的村落就出现了小集镇和城市，但直到第二次、第三次产业革命以后，以满足住、行需求为主要特征，推动城市化在世界范围快速发展。

表3世界部分国家产业革命对城镇化进程的影响（单位：%）

第二次产业革命因为机器生产和工厂制度的兴起，推动了原有城市的扩大和新工业城市的发展，但并不构成“住”、“行”质变；第三次产业革命带来的电灯、电话、电器、汽车、火车、高速公路、铁路等通讯业、交通运输业的迅速发展进一步加强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便捷联系，加速人口向城市集聚。电气工业的发展，使大规模集合居住成为最有效率、最舒适的选择。大规模城镇化、城市群化，都是第三次产业革命的产物与特征。美国年发明电灯，年纽约建第一座火力电厂，年莱特兄弟发明飞机，年福特生产T型汽车……-年，美国第三次产业革命时期，城市由个增长到个，城市人口由万增长到万，城市人口比例从25.7%提高到56.5%。同样作为第三次产业革命先锋的德国从19世纪初到19世纪末，城市化率由20%增长到80%。柏林则从不到20万人口的小镇一跃发展成为万人口的大都会。

第四次、第五次产业革命带来逆城镇化浪潮。一方面工业化带来的城市化过度发展导致地价上涨、住房紧张、交通堵塞、污染严重等“大城市病”；另一方面，便捷的交通条件，尤其是信息技术深度发展，重新定义了“空间”距离，再加上人们追求更舒适、更有尊严生活的需求，部分产业和人口逐渐向城市外围转移，表现为“逆城镇化”。美国、日本等都曾经历过这一过程。

日本在第三次产业革命时期形成了东京湾城市群，日本号称全国没有一条未整治（水泥化）过的河流。第三次产业革命成熟后，反而出现了以河道自然泥土恢复为典型表现之一的“反城镇化”趋势。

全世界范围内，“环保”、“绿色”、“节能”、“自然”成为潮流。这一现象背后根本原因是催生“城镇化”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已至尾声，世界已从70年代开始进入第四次产业革命。中国“环保”格局十分特殊，中国几乎是在同步信息化时期，经历改革开放30年，实际是第二、第三次产业革命大规模补课周期，对中国而言，城镇化与环保是混合期的辩证法课题。

（六）从产业革命脉络看，“弯道超车”是伪命题

人类历史上产业升级与强国崛起，几乎都严格按照农业-纺织业-电气产业-信息产业的逻辑与脉络，而且前次产业升级是后次产业升级的必要基础条件。那些前次完成后次没升级的国家自然衰落或相对衰落，如中国古代商朝、近代中国、一战后英国、二战后法国、日本，冷战后俄国等。

反之，“大跃进”式弯道超车几乎是失败的，包括苏联、大跃进后的中国，以及大量从农牧业向第三次产业革命进军的第三世界国家，如阿根廷、伊朗、印度尼西亚、利比亚、委内瑞拉、墨西哥等。二战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实现工业化严格意义上只有中国。

1.中、苏同异

第三次产业革命的“重”工业特征，首先取决于资本积累。在文革之前，中国毛泽东与苏联斯大林几乎是采用了同样的“弯道超车”战略，即不经过纺织业等“轻”工业，从农业国直接向“重”工业转型升级：

①在资本积累上，两国同样采用暴力革命剥夺地主、贵族、资产阶级，同样用人民公社、集体农业剥夺了农业的积累，同样通过反小资反右，集合了小资、知识阶层的积累，并同样用人民专政下的计划经济完成了各自的五年计划。

②在技术引进上，苏联得益于特殊世界地缘格局背景下德国、美国的“有私”输出，中国同样得益于 后，形成东西方冷战格局下，必经的苏联对中国的“武装”，包括“项”的完整技术输出。

③中国“大跃进”大炼钢铁，超英赶美，是典型的强行“弯道超车”失败。

④中苏分岔仍是资本积累不够。

大跃进失败后，两条路线斗争后的结果是中国发动革命，向官僚阶层要积累，苏联则保存了官僚特权。历史上大修高速公路、大建汽车厂（大众、保时捷等）的希特勒也在凯恩斯主义用尽后挥刀向犹太人要积累，强行向重工业超车。历史上惨痛的政治悲剧本源正是来自积累不足、而又强行弯道超车的错误政策。

⑤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在毛泽东时代艰苦积累完成重工业基础上，对内改革一是取消公社释放农业，二是鼓励乡镇企业、个体户、军转民等多种经济，发展轻工业。从产业升级角度，正是起始于第二次产业革命，以纺织业为代表的“轻”工业体系补课。改革开放第一轮，特征就是乡镇纺织业的兴起，及连带纺织品配额谈判。对外开放主要是对美日欧开放，早期出口煤炭、金属、木材等原料及简单廉价工业制品，后期“三来一补”出口加工，从美日欧换得宝贵外汇，用外汇大量成套从美、日、德（以日本为主）引进石化工业、电气工业、汽车工业等等。

同时配合政治制度上“不争论”，财政制度上“分税制”等中央集权的大基建，投资发电、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等等，大拆大建，大规模城镇化等，迅速完成“二三”两次产业革命的补课与赶超。

苏联后期领导层也深感“轻”工业基础不具备，经济失衡，也想“改革开放”，但因地缘格局，美国为首的西方并不接受他的开放与融入，同时由于苏联解体，失去中央集权后盾，并没能完成“补课”，因而衰落。

2.第三世界国家“弯道超车”皆是失败，几乎没有成功案例。以阿根廷为例，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阿根廷利用优越的自然环境发展了发达的畜牧业和种植业。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来临时，阿根廷试图通过发展工业摆脱困境，大力扶植国企发展水泥、电力、冶金等重工业，试图从农业直接进入重工业，但这并没有让阿根廷摆脱经济危机，反而导致了民粹主义的泛滥，最终激起军事政变，弯道超车失败。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也类似，“大跃进”式弯道超车几乎都以失败告终。即使如相对发达的韩国，从第一次产业革命直接超车至第三、第四次产业革命，小马拉大车看似辉煌，但此类头重脚轻的经济体经不起任何危机冲击。年韩国在亚洲金融风暴中几乎破产，30个大财阀企业中有16家惨淡退出市场，25家大型银行中的16家沉寂消失在历史舞台上。全社会大量失业、中产阶层没落，韩国经济遭受史上最严重打击，其影响至今仍未能完全消除。

3.或可成功的小国案例：越南模式。越南正严格复制中国改革开放道路，前景较大概率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以来，越南从劳动力密集的纺织工业起步，经济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年GDP总值达到亿美元，经济总量已和葡萄牙相仿。纺织品服装、鞋类、消费电子产品等占全国出口总额的60%以上。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升高，越南凭借其较为廉价的劳动力，有可能成为新的小“世界工厂”。

（七）从产业革命看GDP失真与研发经济的重要性

研究宏观经济规律的感受是，GDP、GNP只是统计数字，近年来越来越失真，比如俄罗斯GDP尚不如广东省；中国的钢铁、水泥、高铁、电力、化肥等都占了世界一半以上，几百项第一，但中国的GDP不是第一。这说明GDP数字失真了，其中除了汇率、统计科目的失真，还有更深层的产业与科技原因。

1.一、二、三产业划分已过时。

①一、二、三产业统计在GDP中的比重，更多反映的是工业革命时期的宏观经济。经过多轮的工业化改造，农业中包含了大量的工厂化、流水线农业、牧业，也包括大量观光农业以及新兴的田园综合体，它们是什么“业”呢？比如内蒙古的羊肉成本高于从德国进口的羊肉，因为内蒙古是传统畜牧，而德国是现代（或叫科技工业型）畜牧。

②一、二、三产业统计中，无法显示科技与产业先进度。俄罗斯的GDP再低，也是能研发飞船、制造各类飞机的国家，飞船工业的GDP数字与制鞋、制衣不是同等维度的。

2．投资+消费+进出口同样不能反映产业质量要素与经济效率。所谓挖个坑再填是二次GDP。同样，凯恩斯主义只能风行于二战前后，在科技进步、产业升级影响下，低端的投资、低端的出口、经济价值含量越来越低。

3．现代经济应当划分为研发经济、实体经济与服务经济三类。其中，从第三次产业革命开始，以爱迪生实验室、贝尔实验室、Google阿尔法研究院、德国弗朗霍夫等为代表的研发型经济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成为产业升级的核心与发动机。实体经济中，可以按第一、二、三、四、五次产业革命形成的主导产业进行分级，更能有效观察对比、指导高端产业的发展与政策引导。

实施新的GDP修正与产业划分修正，才能指导突出培育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突出加强研发经济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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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落谁家？强国崛起的真正历史规律

（一）第一次产业革命与中国周、秦的崛起

在农业革命时期，农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国家强盛的根基，有利于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技术、基础设施以及适合农业发展的制度设计，都是农业国家崛起的重要因素。

第一，中国周能够取代商，跟周重点发展当时的战略新兴产业农业密切相关。整部《周易》所讲都是夏朝农业部长“稷”的后人对农业的诠释，“小国周”打败老商业强国“大商”的策略，讲的都是农业产业治天下的制度设计：井田与分封。结合《尚书》、《诗经》看《周易》，这是一部周文王与周公共同写作的农业革命、周取代商崛起的史诗。周易对“鹿”、“猪”，多种农作物以及风、雷、雨、水、泽、土、火等自然要素，天时地利的描述，比比皆是，用心良苦。是对内培养团队（君子）、对外指引策略的史书与教科书。周之后，江山就叫“社稷”。

第二，秦国逐步走向强大也是以农业作为坚实基础。

在秦之前，魏国经历李悝、西门豹、吴起变法，率先崛起。李悝提出“尽地利之教”，大力发展农业，变法奠定了富国强民基础。吴起从魏去楚后，推行的楚国变法也都是效仿李悝之法。魏国整河渠，兴水利，强“武卒”，故能以晋分三国起步，成为战国第一霸。秦国重用商鞅（商鞅本是魏人，封地商，称商君），复制了魏国耕战变法，因而崛起。春秋末期吴王修刊沟，战国魏通黄河，秦国修都江堰、郑国渠，而其他各国都无史载此类巨大的农田基础设施。都江堰、郑国渠各兴田约万亩，每亩增产可养1人，即万人，即万户，这才是大秦崛起、楚汉争霸的战略资产。

第三，从四大文明古国的兴衰来看，也能发现农业规模的重要性。同时兴盛的四大文明古国，为什么只有中国文明0多年一直延续？为何只有中国能“大一统”，根本答案只有一个：大规模农业基础设施。

1.四大文明只剩中华的农业原因：秦朝统一六国后修筑的长城，成为中国农牧业的分界线或“围墙”，避免了牧业文化区对农业文化区的冲击，也让长城以内的农业文化区一系列基础设施得以保留和发展。黄河、都江堰、郑国渠、京杭大运河等各年代修筑的重大农业基础设施，虽然历经数百年或数千年，从未遭受重大毁坏。而古埃及的尼罗河、古巴比伦的两河流域，古印度恒河流域恰恰缺乏“长城”的保护与分割，辉煌一时的农业文明，随着灌溉系统没落，被战火反复摧毁，一蹶不振，成为历史。以古巴比伦为例，古巴比伦先亡于波斯，再亡于阿拉伯，最后在年被蒙古人彻底破坏灌溉系统。

2.“大一统”的根基：农业基础设施的完备奠定了农业的发展，而农业是王朝发展的决定要素，王朝实现大一统的基础是农业区的大一统，非农业区如东北、西北、河西走廊、西南、东海沿海地区始终有得有失。秦王嬴政修长城，通灵渠，通秦淮。隋炀帝杨广打通大运河，正是中国农业文明延续与一统的根基，真正的“大一统”始终在长城以内，长江、黄河、大运河的流淌范围内。

3.古代战争：游牧民族从未战胜过中原文明，包括军事。

农耕文化先进于游牧文化，能提供更为稳定和丰富的生活物资来源，能够规模制造更多的手工产品，包括秦箭唐刀明炮等武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周朝时期的西戎，秦汉时期的匈奴、鲜卑，北魏时期的柔然，隋唐时期的突厥、回纥，宋朝时期的契丹、女真，明朝时期的蒙古、女真，还是清朝时期的喀尔喀、准噶尔，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曾发生过多次的冲突与战争，但游牧文化都未能战胜农耕文化，甚至被农耕文化所同化。所谓“草原帝国”“游牧可汗”，相对于大规模先进的农耕文明，都是伪命题。

秦始皇建长城后，特别是大运河修通，华夏文明表面败于游牧民族只有元朝一次。研究蒙古军史的学者普遍过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