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明记忆青春中国个知青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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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摄影师黑明行程三万多公里，寻找到百余名知青，拍摄了数百张照片，撰写了数十万字的日记，编撰成了他人生的第一本书《走过青春》。书中的位知青，命运各异，有的奋斗有成，有的回京后艰难谋生，有的留在了那片土地上默默过活，有的付出了年轻的生命……~：中国个知青的命运(四)纪实：留在延安的北京知青作者：黑明目录

黑明《记忆青春》：中国个知青的命运（一）

黑明《记忆青春》：中国个知青的命运（二）

黑明《记忆青春》：中国个知青的命运（三）

13.王震副总理派专机把他接回了北京

14.放声痛哭的刘德亮

15.谢党恩最恨他们的领导

16.村民们面对毛主席像说什么话的人都有

王震副总理派专机把他接回了北京年6月29日睛星期四延川

韩荣宪

早晨7点，来到东关汽车站准备去姚店镇的延安钢厂找谢党恩，结果没有碰到去姚店的车，反而有一辆去延川的车正要开车，不想等车，我临时决定去延川采访韩荣宪。两小时后，我来到了延川县政府院子里，在他的房间里找到了他。韩荣宪住的房子是县政府的一间办公室，让他搞得很脏，里面堆满了垃圾，不足20平米的房间，几乎所有的地方都蒙着厚厚的一层灰尘。除了灰尘和杂物，到处堆的都是他的读书笔记，有的写在本子上、有的写在废纸上、有的写在烟盒的背面，总之，只要在他的房间发现一张纸，上面一定会是密密麻麻的读书笔记，哪怕是一条卫生纸。据说，他的读书笔记超过了万字。韩荣宪自称是国际问题研究专家，不少延川人却称他是光棍协会会长。不管人们称他什么，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解释：“我是国际问题专家！”整个一个县城，提起小韩恐怕没有人不知道，其实在延川的几十年，小韩早已变成了老韩，但人们还是习惯地称他为小韩。韩荣宪年生于北京，北京西颐中学六七届初中毕业生。年1月，来到了延川县禹居公社驮家岔大队插队。不久，他顶着寒风上山给知青组砍柴，到晚上吃饭时，同学们才发现他没有回来，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全村的知青和村民们打着灯笼，举着火把，经过整整4个小时的寻找，终于在一个三十多米深的天窖窟窿里找到了他。等村民用绳子把他吊上来的时候，虽然没有断气，但一句话也不会说了。同学和村民们]赶紧摘下一块门板，绑成担架，轮流抬着他跑步前进，把他送到几十里外的公社卫生所。卫生所没办法，连夜又医院。好几天昏迷不醒，又被送往西安，消息报告到北京，主管知青工作的王震副总理派专机把他接回了北京治疗。由于他的大腿严重骨折，成了一名瘸子，更为严重的是脑挫伤严重，使他失去了正常思维。通过将近一年的治疗，他又来到了延川l，县上决定照顾他去县政府招待所工作。县上为他安排工作，其实就是想给他找个“挂靠”单位养着他，以免上级领导追查。据说，他的工资从未间断，但他不断给中央写信，经常把县委和县政府搞得很被动。年春，他给北京市安置办公室写了一封信，反映自己没饭吃和没钱看病的情况。不久北京市安置办收到来信后，便向周恩来总理请示有关延安知青的一些问题，周总理批示让延川县安置办尽快解决韩荣宪的吃饭问题。周总理还召开了专门会议，要求有关部门尽快组成慰问团带着五小农具去延安看望知青，后来数干名北京干部奔赴延安工作，给每个知青点派了一名干部，协助当地政府的知青管理工作。周总理的指示传达后，延川县委、县政府还专门组织了知青工作汇报团赴京向周总理汇报情况。韩荣宪说：“年照顾我到招待所打扫客房，这么多年来，我给食堂拉过水、洗过菜，还给政府打扫过厕所。工作虽然没有干出什么成绩，但我在25年的科学研究中却做出了惊人的贡献。”我问他研究过什么。他很认真地说：“7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思想的转变、世界革命史的进程、文化大革命的起因;80年代是天体力学、文字改革、人类社会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式;90年代的今天，我正在研究国际关系学和世界星球大战的理论与实践。”他说这话的时候显得很兴奋，我听得又激动又好笑。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经常给党中央写信，中科院的人都看不懂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计划，我已经给有关部门写信，让撒换他们的职务，要不然我就让地球爆炸。”最后我问他攒了多少钱。他说：“二三百吧！”我说那你以后找媳妇去哪弄钱?他看了看我说：“你真傻！中央拨款呗！不过我没有找女人的毛病。”说完这句话他便赶我出门，就像喝醉了酒似的。我要求再聊一会儿，他说：“不行！我要去邮局看报纸，还要去图书馆查资料，事很多，你快走吧！”说完他便把我轰出房门，拿起一把大铁锁将门锁上，然后背着一个写着“为人民服务”的破帆布挎包，手里拿着一根棍子，驮着背、弯着腰一瘸一跛地走出了县政府的大门。县政府办公室一名姓刘的同志对我说：“很多人都以为小韩是憨憨(傻子)，其实他精得要死。他不上班每月块的工资一分也不少，他吃饭一个月给政府灶上交块，县长吃什么他吃什么，就这他还常给中央写信告县上工作搞得不好。有一次他给中央领导写信，说马县长多年来经常调戏他，结果中央领导收到他的信以后，马上就作出了批示，对马县长调戏老知青的事情很重视，中央还把告状信转到省上让尽快查处马县长，当时省上派人调查马县长的问题，把马县长吓了一跳。等省上知道实情以后，最后这事不了了之，小韩知道后，高兴得要命，他每次碰到马县长都说：‘活该！其实马县长人很好，工作也很踏实，还很喜欢和普通人开玩笑，一点架子都没有。很多人分析，估计是马县长和小韩开玩笑让小韩不高兴了。”记得陕西作家杨波曾经有一篇文章写道：年7月31日上午，韩荣宪曾来到延川县公安局报案说：“有人调戏我。”公安人员笑着问：“哪位姑娘调戏你?”他说：“县政府的炊事员小呼！”公安人员说“小呼是男人怎么调戏你的?”他说：“小呼把我的生殖器摸了一把。当时周围的人很多，不信你们可以去调查。”公安人员笑着说：“人家是和你开玩笑，这事我们管不了。”结果他一直坐在公安局不走，直到吃饭的时候他才离开。后来不到半个月，他连续三次去公安局催促案情，无奈之下，县公安局只好派人专程前往县政府食堂，当着韩荣宪的面把小呼“狠狠”地批评了一通，这才算是了结了此事。据说，原来经常有人给韩荣宪说对象，而且农村不少女子都愿意嫁给他，因为他是知青，谁跟了他谁就能转商品粮，还能安排正式工作。可是，韩荣宪每次都对媒人说：“要老婆没用项，别再烦我了。”至今他还是独身一人，因此，人们戏称他为光棍协会会长。上午11点，韩荣宪把我轰出了家门。半小时后，我回到了妈妈的家中。注：几年前韩荣宪通过家人的帮助病退回到了北京，2年他被家人送进了丰台区中华福寿全敬老院安度自己的后半生。最近听老知青董玉和说：“小韩家的兄弟姐妹都很好，明知小韩年纪这么大了是个负担，但他们还是把小韩接回了北京，并且把他送到一个条件很好的敬老院。我和几个同学还去敬老院看过小韩，他过得很好。我们去之后，感觉小韩也很高兴。所以对于小韩的事情来说，无论是家人还是同学都很放心。”放声痛哭的刘德亮年7月1日星期六晴延安

刘德亮

昨天休息了一天，今天早晨7点便赶乘长途车前往姚店镇。到姚店镇已经是上午10点多钟，在小镇上和推着一辆老式自行车的谢党恩会面后，他说先带我去镇上看一个叫刘德亮的知青。谢党恩在这个小镇上已经快30年了，他对这里的方方面面了如指掌。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穿过小镇，又通过好几道巷子来到一个很杂乱的院子，在院子里我们见到了半身不遂的刘德亮。此刻，他正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的一个煤堆前打发时光。看到我们后，他想挣扎站起来，结果两次都没能站起身，谢党恩说你不要起来了，好好坐着。刘德亮用不大清楚的北京话说：“我是年在北京出生的，海淀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年1月24日来到延川县禹居公社康家村大队插队。禹居公社是大禹治水时路过居住过的地方，那时候驻队干部总说让我们一定要发扬大禹治水的精神，跟社员们一起去劳动。在村里，我连续3年被评为好社员。年底招工来到延安变压器厂学了开车。后来经人介绍，我和附近蔬菜队的菜农冯萍结婚，快30年了，再没动过窝儿。”在多年的工作中，刘德亮一直是一名厂级先进工作者。年夏季，正当刘德亮要戴上安全行驶百万公里无事故的大红花的时候，他的脑血管医院。尽管厂里派人陪同先后去延安、西安、北京多方治疗，最后还是造成了严重的半身不遂，而且说话口齿不清，一个耳朵有用一个耳朵没用，半个脸会笑半个脸不会笑。年5月，他出院回到延安，欠下一笔数额不小的债务。从此，刘德亮一家，只好勒紧裤带过日子。我问他还能上班吗。他说：“不能干别的活，厂里只好让我放水，院子里的自来水水龙头离我家只有米，为了节约用水，平时不开，只有吃饭的时候放一个小时。每次去放水，我都要拄着拐杖提前半个小时出门，要不就赶不上了。这几年，放水一直保持着我的元工资。冯萍也按政策照顾到了厂里看大门，每月也是元，厂里很照顾我们。”我问他孩子多大。他说：“儿子叫刘刚，初中毕业，今年20岁，户口早就转回北京了。但咱们在北京没人，他只好在厂里当临时工，每月元。”刘德亮看了看表说：“11点半了，不能聊了，我要去放水了。”说完，他便吃力地往起站，我和谢党恩赶紧上前扶他站起身来，并搀扶他艰难地来到水龙头的旁边。我问他北京还有什么亲人。父母在做什么?他说：“父母原来在北京大学工作，母亲年就去世了，当时我还回去过。父亲年去世，那时我已经出院回到了延安，家人知道我身体不好回不去，就没告诉我。直到第二年还是邻居去北京出差回来才告诉我。说到这里，刘德亮放声痛哭起来，他擦着眼泪接着说：“年初，我还收到我爸爸从北京给我寄来的一台18寸长虹牌彩电，他知道我身体不好不能出门，所以常想着我。按时间推算，他给我寄了电视不久就去世了。”他一边说，一边失声痛哭。一位挑水的中年男子对我说：“刘师傅是让病害坏了。他为人好，那时候工作又积极，经常是先进。他开车早，也开得好，认的人很多，那时延河一道川提起刘师傅都举大拇指。要不是害病，说不定厂长都当上了，他七几年的时候就当过两年我们厂常驻西安的代表，很多大事都是他代表厂里去谈，没人不佩服他。那时厂里的年轻人很多，北京知青也有上百人，他算是数一数二的年轻人。”刘德亮依然流着伤心的泪水，中年人带着的一个男孩子看着刘德亮痛苦的样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陪着刘德亮放完了水已经是1点10分。谢党恩搀扶着他来到了他家。这时，刘德亮的爱人冯萍和儿子正在家里等着刘德亮回来吃饭，摆在餐桌上的饭菜只有5个馒头、一盘土豆丝和几碗小米稀饭。刘德亮示意让我们也吃，谢党恩说我们不远，回去吃。我小声对谢党恩说，饭菜也够简单的，谢党恩说：“我们都这样，早就习惯了。”说完我们便离开了刘德亮家。谢党恩最恨他们的领导年7月1日星期六晴延安姚店镇

谢党恩

谢党恩骑着自行车带我来到了延安钢厂，延安钢厂是周总理为了改变延安的经济面貌而特批建设的，后来由于黄土高原缺乏炼钢的原材料，钢厂一直没有发展起来，多年来几乎处在半关闭状态。很多职工人浮于事，总有职工去延安、西安、北京等地上访，可以说延安钢厂是延安经济发展中很大的一个包袱。来到谢党恩家，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明显的下岗氛围。他家的窑洞里，除了一个简单的床板、两床带着补丁的被子、两辆旧自行车、一个破烂不堪的沙发和简单的吃饭用具，真可谓是家徒四壁。谢党恩说：“我们的收入太低，住房条件太差，晚上睡觉，窑顶上的泥皮经常掉到身上和脸上，有时睡到半夜发现满嘴都是泥。”这时，他爱人给我们端来饭菜客气地说：“不知你能不能吃得惯，我家实在没什么好东西给你吃。”我赶紧说了一句：吃什么都一样！谢党恩笑着对我说：“你看看是不是和刘德亮家吃的一样?”他一边说，一边从柜子里拿出半瓶白酒放在桌子上。我发现除了比刘德亮家多了一个酸菜，其他几乎一模一样。我和谢党恩边吃、边喝、边聊。谢党恩说：我是年生于北京，北京七十七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年1月24日来到延长县的黑家堡大队插队落户，刚来的时候虽然劳动强度大，经常吃不饱，但我并没觉得多么艰苦，反而觉得农村是真正大有作为的地方。没两年我就和村里的黑玉萍结婚了，婚后，村干部对我更加信任了，先是派我去县里参加农机学习班，回到村里开柴油机、办粮食加工厂，后来又让我在村里当了民办教师。那时我还多次出席省、地、县的先进知青代表大会，走在哪都感觉很风光。再后来，不少人进了工厂、当了兵、返了城，大部分知青都离开了村里，我逐渐感到心理上越来越不平衡。年再次招工，我带着农村媳妇来到了延安钢厂，到现在已经整整20年了。“我们厂过去有好几百名北京知青，那时候还是国家二级企业、陕西省明星企业，当时外地来参观的、考察的、取经的都很多。到了八零年，这个厂就逐渐开始走下坡路，一年不如一年。年后半年开始厂里连续几个月给职工发不出工资，欠债达到了好几干万元，大部分人整天为吃饭发愁。当然不仅是钢厂知青的生活艰苦。现在，延安还有名北京知青，其中三分之一的人生活没有保障。将近一半的人月收入不足70元。因为生活极度困难，有离家出走的、失踪的，甚至还有自杀的，其实这些事情有关部门都知道，但就是得不到解决。“拿我来说，还算是一名省级先进工作者，同时又是名因工双腿严重致残的特殊员工，照样得不到什么照顾。尤其是这些年，我调查掌握了厂领导的很多黑材料，给省上、中央一次又一次地反映他们的腐败行为，而且还写大字报、小字报、组织职工上访，不但没起到什么作用，反而得到了打击报复。记得年因为我不愿改动报表的真实数字，所以被一名厂领导解雇。我曾多次找厂党委的领导交谈，但至今得不到解决，使我这个省级先进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流浪汉。”谢党恩的爱人黑玉萍说：“我是年落实政策照顾到钢厂工作的。因为谢党恩得罪了领导，我也是年就被挂到空中了，至今不让我上班，也没给我发过一分钱。我问谢党恩一家4口靠什么维持生活?他说：“我比较懂废钢料，这几年全靠跑到各县回收废钢材贩卖到外地挣点钱过日子，要不然我们两口子都没有工作非得饿死不可。我问谢党恩今后的打算?他说：“我知道这辈子靠厂里是没有希望了，所以我只好自谋生路。这两年，我和知青路贵帮自费跑遍了延安地区的每个县，几乎找遍了留下的北京知青，绝大多数日子过得都很艰苦，儿女也没工作。我们一直想筹集资金在延安建个豆制品加工厂，把北京丰富的豆制品引进延安，以便安排知青子女，解决知青的后顾之忧。”注：年11月8日，当我的《走过青春》正式出版并在北京西单华威大厦举行摄影展览和首发式的时候，谢党恩和14名留在延安的北京知青也出现在了现场，当时让我感到很惊讶。通过聊天，我才知道他是带领知青回京上访的，而且是无意当中在报纸上看到了《走过青春》首发式预告，因此他们特意赶到了现场。11月12日，当我在西单一家饭店邀请谢党恩和14名上访知青用餐时，他们一会儿激动得流泪，一会儿开怀大笑，个个都显得以后的日子有了希望。记得当时谢党恩说，他们已经到北京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反映了北京知青在延安的处境，有关部门表示会尽快解决他们所反映的问题。延安方面还派人进京说服他们，说地委已经接到了国务院的电传，正在考虑如何解决知青的因难，希望他们尽快返回延安，并为他们买好了返程的车票。不久，《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中国经济时报》等多家媒体都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了采访报道。

村民们面对毛主席像说什么话的人都有

年7月2日星期日晴延安姚店镇

张明生

昨晚在谢党恩家那孔透风的窑洞里几乎没有睡着，因为蚊子很厉害，他先后两次起床用艾草给我熏蚊子，但还是无济于事。一早，谢党恩就做好了早饭，小米稀饭、馒头、咸菜、干辣椒面。饭后，我们一同来到了钢厂另一名知青的家中，这名知青叫张明生，媳妇也是当地人，看家庭条件和衣着打扮，感觉他家和谢党恩家没有什么区别。张明生说：“我是年出生在北京，西颐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年1月18日我和12名同学来到宜川县新市河公社上北赤大队插了队。当时我是知青组年龄最大的一个，第二年村长就让我当了知青组长。从此总觉得自己有了一种责任。当了组长后，一心想显示一下自己的能力，刚开始搞科学种田，后来又带领知青帮助队上创办学校，建立医疗站。还在村里设立了一个毛主席语录台，要求村民们每天跑到语录台前面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当时我们的这个革命大行动还得到了公社的表扬，外村的很多村民、知青还来参观我们组织的早请示和晚汇报活动。那时的早请示晩汇报活动现在想想很有意思，按现在人说的话，其实就是瞎闹着玩。那时村民们面对毛主席像说什么话的人都有，有的说早上几点起的床，有的说早饭吃的是什么东西，有的说今天准备上山种什么，还有的说想去北京看望毛主席他老人家……晚汇报也是说什么的都有。村民们去山里受了一天苦，回来个个灰头土脸的，还要跑到语录台前对着毛主席像进行晚汇报。有的告诉毛主席今天种了几亩地，有的告诉毛主席种地走了几里路，有的向毛主席汇报他和谁去山里了，还有的对毛主席说他老婆晚上做的什么饭、他们准备几点睡觉等等………总之说什么的都有。说起这些现在觉得很可笑，但那时候可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虽然当时面对的只是一张毛主席的画像，但谁都不会觉得是画像，都认为面对的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的早请示晚汇报活动可以说搞得很成功。同年底我出席了全县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回到村里没多久，我又被派出去当了民工，那时候人人都想去当民工，因为当民工不仅可以吃饱饭，还可以吃到肉。我当民工修过公路、架过铁路，经常受到各级领导的表扬。年5月，我又被贫下中农推荐去延安钢厂当上了炼钢工人，刚开始的那些年，几乎年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和劳动模范。”年初，30岁的张明生爱上了当地女青年魏桂萍，结婚后，离开土窑洞好几年的张明生又一次住进了农民家的土窑洞。从此，他忙工作、忙儿女，过着紧日子。为了增进与房东之间的友情，他每天下班回来不是担上粪筐上山就是扛起锄头下地，房东家的农活他一忙又是整整10年。张明生说：“我们结婚10年后，政府开始落实知青政策，我老婆这才被照顾到钢厂当合同工，从此我们开始享受双职工待遇，一家4口总算住上了公家的窑洞。收入也从我一个人的40多块钱一下增长到了80多块钱，生活宽裕了很多。原来总想着回北京，日子好过了，也就再没想回北京的事情。心想不回就不回了，死了就埋在陕北算了，主要是回去也没有什么技术专长，说不定还不如留在陕北，毕竟这里没有多大的开支，消费要比北京小得多。再说回去也不一定能适应，北京现在竞争很激烈，万一没饭吃还得回来。比如延安就有回了北京混不下去又回来的，我不想走那条路，因为自己知道自己的能力和水平。”这些年由于市场经济的竞争，延安钢厂的生产一停再停，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从年5月起，张明生再没有领到工资，他家整天吃了上顿没下顿。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这种困境，这是张明生最为关心和最为着急的事情。采访完张明生已经是下午2点多钟，他没说给我做饭吃，我也没说要吃饭。其实此刻我早已饿得肚子咕咕叫。告辞后我去马路边乘坐辆过路长途汽车直奔延安，一小时后到达延安东关，并在一家小饭馆填饱了肚子，又匆匆去了延安长途汽车站准备前往西安。下午5点夜车准时出发，晚上12点我乘坐的长途汽车停在了西安火车站的西南角，我住进了解放饭店。计划明天一早飞北京，回去要到珠海和澳门给公家出差。注：年11月1日，《走过青春》在北京举行首发式，张明生在北京念书的女儿也赶到现场代替父亲向读者签名，她面对书中父亲的照片和贫困的家境，一边签名一边默默地流着眼泪。很多读者问她为什么流泪?她说：“爸爸妈妈的生活实在是太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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