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青少年时期的20个小伙伴

习近平青少年时期的20个小伙伴

年，习近平(左二)与知青好友合影。年至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黄土高原，度过了7载青春岁月。由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自去年月起，刊发系列报道《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系列报道以对谈访谈的形式，采访了7名梁家河村民、7名赵家河村民、4名跟习近平一起下乡的北京知青、当年曾采访过习近平的中国作协会员谷溪。9名受访者讲述了跟知青习近平相处的故事，还回顾了习近平与作家路遥交往的场景。这9名受访者与作家路遥，在黄土高原上陪伴习近平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可以说是习近平青少年时期的20个小伙伴。“黑子”：他一有机会就要跟我“切磋”摔跤梁家河村人王宪平（小名“黑子”）是当年的返乡知青，比习近平大三岁，有一次和习近平摔跤，一下就把习近平摔倒在地上。“近平虽然输了，但他这个人很倔强，就是不服我，还要和我比试。以后我们又较量过多次，他一有机会就要跟我‘切磋切磋’”。

年月3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到延安考察，把几个比较要好的朋友请到了延安，王宪平是其中之一。

年，延安，习近平与王宪平握手王宪平回忆，习近平提到了当年的摔跤经历，“黑子，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在村里劳动，咱们在寨子沟里打坝，我总是和你摔跤，我每次都摔不过你，但就是不服你。那个时候真开心啊。”王宪平说，“近平，这事你都没有忘，我更忘不了。那时候咱们年纪都小，但我比你大几岁，你摔不过我很正常啊。不过，我当年要是知道你现在能当这么大的官，我就不敢把你摔地上了！”习近平哈哈大笑：“你看你这是啥话！”

“随娃”：“他当年搞这些副业，很容易被扣帽子”年0月习近平离开梁家河后，石春阳（小名“随娃”）接任村党支部书记。他现任大梁家河党总支部书记。

年2月习近平回到梁家河村，身后是石春阳石春阳回忆，习近平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时，做了很多事情，办沼气，办铁业社、代销点、缝纫社、磨坊等等，“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国家以粮为纲，一切以粮食生产为中心，近平搞这些副业，是有一定风险的，很容易被扣帽子。”“近平对政策方面把握得很严谨”，石春阳说，“铁业社给村里人打农具、修农具是不盈利的，完全免费。给县上供货，是近平亲自去跑的。我们梁家河村党支部与县农副产品公司公对公，没有问题。代销点也是非营利性质的，近平先跟供销社赊账，把东西‘批发’回来，原价卖给社员，一分钱都不挣。”上述习近平于年跟几名梁家河村民在延安的会面，石春阳也参加了。他准备了稿子，刚念了个开头“尊敬的习近平副主席……”，就被习近平打断：“随娃，你咋也这么称呼我呢？”石春阳说：“我一看，给近平念一遍稿子，走这形式，确实没啥意思，就把稿子撂下了。”

梁玉明：为通电、办学，找过近平帮忙习近平插队时，梁玉明担任梁家河村支书，是习近平的入党介绍人。

习近平与梁玉明握手梁玉明说，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时，他曾两次找习近平帮忙。一次是习近平在厦门工作时，“老朋友见面特别亲切，一点儿都不生分。但是我那次找他，不是为了叙旧，而是因为我们村子里一直没有通电，想让他帮忙找找关系，看能不能给解决了。近平表示，离的这么远，可能不好解决。”梁玉明以为事情办不成了，“没想到，近平后来立即和我们县当时的书记联系上了，给他写了信，向他反映了这个情况，希望他能重视解决。后来，县委书记给我们批了20万元，不仅我们梁家河通了电，一条沟的五个村都通了电。”第二次是习近平在福建省委工作时，“那次是村里办学校的事。我说我们想办学校，没钱。后来，近平通过朋友关系，多方协调，联系了一个慈善机构，出资给我们村里办了一所学校。”梁玉明说，他到福建去的那一次，有个职位很高的干部被判刑了，他问习近平是怎么回事，“近平说：‘是因为贪污腐败’。我说：‘近平，你可千万不敢有这种想法。’近平笑了笑说：‘你放心吧，我可不是那号人，我肯定不是那号人！’”

7位赵家河村民：他开会讲得可有意思了年3月，延川县委抽调习近平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到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驻点。习近平在赵家河工作了8个月。7位受访村民高小梅、武刚文、聂瑞兰、赵福有、赵秀全、赵勋功、赵胜利，讲述了跟习近平打交道的几件小事。

赵家河村部分村民习近平来到赵家河的第一顿饭，是在聂瑞兰家吃的。吃完，习近平掏出粮票和钱，聂瑞兰不肯要，因为给知青做“派饭”，也能挣工分。习近平离开后她才发现，碗底下压了一斤二两粮票和三毛钱。武刚文曾经当过生产队长，后来因为不让开荒，跟县委书记吵了一架，之后再也不肯当生产队长。习近平来到赵家河后，很快就找到他，让他出山。武刚文说，尽管他脾气倔，习近平却有的是耐心，“他一次次找我谈，让我多为集体考虑，要用自己的能力给全生产队的人做贡献。他还问我：‘你听不听党的话？不听党的话，说明你觉悟不够高，我就给你办学习班’。前前后后，近平一共找我谈了十多次，最后终于把我说动了。”赵勋功、赵胜利等村民回忆，当年村干部组织社员开会，大家都不好好听，底下拉话的拉话，纳鞋底的纳鞋底，瞌睡的瞌睡。可习近平到赵家河后，一听说他要开会，大家都赶紧过去。“因为啥？因为他讲得可有意思了，特别实在。我们很佩服他，对他说：‘近平，你这个脑瓜子，真是了不得！’”他们至今记得，当年习近平给他们讲过“水门事件”，还讲过电影《三笑》，“我们听得聚精会神，如痴如醉。有的社员手里夹着一支香烟都忘了吸，突然感觉到烫手了才连忙扔掉。”

习近平看望乡亲们戴明：近平那天和我们一起唱《山楂树》戴明曾是北京市海淀区西颐中学学生，年跟习近平一起到梁家河插队，住同一孔窑洞。年招工离开梁家河，曾做过教师、科技副县长，西安地质学院产业处处长，在长安大学公安处副处长（正处级）任上退休。戴明回忆，当年生活条件艰苦，洗澡也比较困难，因为不怎么会挑水，曾经穿着游泳裤，一起到沟里的水井旁边洗澡，“但是村里人笑话我们，说大小伙子还光腚，以后我们就再不好意思那么洗了。”有一次，他们还曾帮助邻村一个不会唱歌的男知青队，跟女知青队“对唱”。“近平平时不怎么唱歌，但是那天也和我们一起唱，他嗓门也挺大。我们上来就唱了一首《山楂树》，把对面的女生给震住了。她们奇怪，这些男生怎么突然变厉害了？”还有一件事令戴明印象深刻。当年，他们6名知青经常吃不饱肚子，晚上躺在炕上就聊吃的，越聊越饿。不过到了春节，生产队为了欢迎他们知青，弄了几桌好吃的，并且让全村人都来吃。可正月十五过完了，整个村子里就剩下一些老弱病残。“我们当时还奇怪，人都哪里去了？很快，我们就知道了：大部分人都出去要饭了，从这里走到铜川、西安，沿路乞讨”。“我们了解这个情况后，非常震惊，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梁家河的老乡，自己肚子都吃不饱，甚至还出去要饭，却没有亏待我们知青”。

王燕生：对那时的近平来说，实在太艰难了王燕生当年是北京市人大附中学生，年也跟习近平一起到梁家河插队，住同一孔窑洞。当年底他参军入伍，复员后曾在工厂和科研单位工作。年出国留学。20年退休前在外企任职。

王燕生称，年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几个知青都在窑洞里听收音机，当广播里宣读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名单的时候，“近平在特别认真地听，结果名单里面没有出现他的父亲习仲勋的名字。当时，近平虽然没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他的情绪是比较失落的。”“他这个人比较坚强，不会对身边的人抱怨什么，或者倾诉自己的苦闷，但是我们能理解他的心情：敬爱的父亲已经受到了九年的迫害，至今仍命运未卜；母亲也过着受审查、挨批斗的生活；自己和兄弟姐妹们的头上还戴着‘黑帮子弟’的帽子；好好的一个家庭四分五裂……这些，对于他，一个7岁的男孩造成多么沉重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年至97年一两年间，同来的知青相继离开，可习仲勋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解决，“他的家庭受到的冲击太大了。要寻找一条从梁家河走出去的路，对那时的近平来说，实在是太艰难了”。曹谷溪：奖励一辆摩托车，只有近平不高兴曹谷溪笔名谷溪，中国作协会员。曾任《山花》文学报和《延安文学》主编、路遥文学院院长。年曾采访习近平，写成延川县大办沼气的通讯《取火记》。曹谷溪回忆，刚插队时，由于受其父亲“问题”的牵连，习近平的工作热情最初并未得到支持和肯定，甚至还受到漠视和怀疑。一次他到下驿村去看一个朋友，有人给知青组长石焕南反映：他是不是来搞什么“串联”？“在实现人生价值的时候，别人做事从‘零’开始，习近平却要从‘负数’开始”，曹谷溪说，尽管如此，习近平仍旧干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年，习近平与曹谷溪在延安重逢他记得，当年，北京曾给延川县一辆30工具车，一台三轮摩托车。县上决定把摩托车奖给时任梁家河党支部书记习近平。“消息传来，大家都很高兴，唯有习近平不高兴。他说：‘这个摩托车对咱有啥用？拉不了多少东西，又不能下地干农活，难道我天天开着它去兜风吗？’他当即就委托梁家河的老支书梁玉明，到延安农机公司把这辆三轮摩托换成手扶拖拉机等农机具。”

路遥：他比我小四岁，知识面比我广得多年3月两会期间，习近平与上海代表曹可凡聊起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在全国热播时说：“我和路遥很熟，当年住过一个窑洞。路遥和谷溪办《山花》的时候，还只写诗歌，不写小说。”曹谷溪讲述了当年习近平与路遥交往的故事。当年，路遥是“农村通讯员学习班”的学员，长期脱产学习，和曹谷溪一起写通讯，办《山花》。《山花》当时有一个骨干作者——陶海粟，原是清华附中的高材生，和习近平是来往很多的朋友。习近平每每进城办事，必然到陶海粟那儿落脚。

作家路遥（资料图）曹谷溪说，土生土长的路遥，一直渴望走向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以实现自己干一番大事业的理想，着魔似的让京都文化与乡土文化在自己的心中融汇与碰撞。因此，只要习近平一来，他总是主动去找他交谈，有时竟彻夜长谈。两人交谈的范围很广，谈农村，谈城市，谈社会，谈时政……他俩是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无所不谈。路遥惊叹：他年龄比我小四岁，知识面比我广得多，志气比我高得多。其他小伙伴其他小伙伴还有梁家河村民武晖、张卫庞、刘金莲、吕侯生，一起下乡的北京知青赵华安、张春富。武晖至今记得，习近平跟他聊过当时的想法：“我为什么就不能在梁家河扎根呢？我为什么就不能留在这里为老百姓干好事呢？自己的路自己走，自己的事情自己干！”这次谈话后，村里有一些招工的名额，习近平都没有报名。赵华安回忆，在窑洞里，习近平在炕桌上、炕沿上写字。天气暖和了，就搬一块石头，坐在石头上，趴在磨盘上写。“他写字的姿势挺有意思，把纸斜着放，手也顺着纸的角度，斜着写字。后来我也试过一次那样写字，感觉是比较顺手。近平写字很规矩，一笔一画地写，每一个字都整整齐齐，清清楚楚。”

“近平在困境中实现了精神升华”——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采访对象：王燕生，95年生。北京市人大附中学生，年月与习近平一起到延川县梁家河大队插队，住同一孔窑洞。当年底参军入伍，复员后曾在工厂和科研单位工作。年出国留学。20年退休前在外企任职。采访组：学习时报记者邱然黄珊陈思等采访日期：年5月日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采访组：王燕生同志，您好！很高兴采访您，请您讲一讲当时知识青年下乡插队的大背景。王燕生：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的文章，公开发表了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那个时候，全国各地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大家熬着夜上街游行，敲锣打鼓。我是人大附中的，家在农科院。原本我想年底征兵的时候去参军，但毛主席指示一下来，我考虑还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去当知青。我们那一批知青里面，大部分人去插队都是因为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可能还有家庭、个人所处的环境等因素。采访组：您还记得离开北京去插队的情形吗？王燕生：北京知青是从北京站坐专门的列车走的，来送行的人特别多。我记得自己从北京站上火车的时候，我父母没来，是我的兄弟姐妹来送我的。当时心里充满了好奇和期待。我忘记自己是否哭了，来送我的家人可能哭了。我们乘坐的那列火车，车厢里面是一个个的格子，每个格子里面坐七八个知青。那时候坐火车可到不了梁家河，连北京直达延安的火车都没有，我们是从河南绕过去的。我记得是在陕西铜川下的火车，在附近住了下来，住的地方没有床，我们就把稻草铺在地上，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我们坐大卡车到延安，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第三天，我们坐大卡车到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文安驿公社在公社大院请下乡知青吃了一顿饭，用大笼屉蒸的白馍，还有猪肉炖菜。知青们围成一圈，蹲在院子里吃。我们这些从北京来的孩子觉得这些饭菜很普通，没有什么特别的。后来，经历了插队的艰苦生活，回想起那顿饭来，真是了不起。当时公社为了招待我们知青，拿出了他们能拿出来的最好东西。我们知青在文安驿公社大院里吃饭时，很多老百姓都趴在墙头上看。当地老百姓很淳朴，一听说北京来的知青，都说是“中央来的知青”，“毛主席身边来的人”。吃完饭以后，开始集合，念名单，各村来接各村的知青，这时候我们才知道被分到了梁家河。梁家河的人来帮我们搬行李，我们就给人家递烟。农民看到我们给的是过滤嘴香烟，都是双手接烟的。当时，我们给的烟都是牡丹、中华，也有大前门。大前门虽然在北京属于很一般的烟，但在农村算是非常高档了。采访组：你们是怎么从文安驿到梁家河的？王燕生：来接我们的梁家河村民，帮着把大件行李和箱子放在毛驴背上和平板车上，很快就堆满了。剩下的都是小件行李，村民们就帮忙拎着。行李堆中有一个不起眼的小棕箱，一位叫张太平的社员觉得这个箱子比较小，拎着就行了，不用放在平板车上了。谁知，他拎起来之后就大声说：“这个小箱子看着不大，咋这么沉啊?”我最初也不知道那是近平的箱子，后来才知道是他的，里面装得满满的都是书。就这样，梁家河的社员和我们一起走到了梁家河村。到村里时，天已经快黑了。到了梁家河，由于我们知青的灶还没开起来，晚饭就到各家各户吃派饭。村民家里都点着煤油灯，让我们上炕吃饭。我吃派饭的那户村民给我做了饸饹面。我吃的时候，在饸饹里发现了一丁点儿羊肉沫儿。我当时还觉得肉少，后来才知道，农民过年才能吃这个。我从村民家里出来，村民说送我回去，我说不用送了，结果一出门，外面没有路灯，黑咕隆咚的，我两眼一抹黑，还真找不到我们住的窑洞了。等我找到了窑洞，近平他们吃饭也都回来了，我们一交流，各家各户的派饭都做得挺好，有高粱面的饸饹，有馍馍片。我们六个人要在一铺炕上睡觉，当天晚上分铺位。杨京生爱干净，离灶台远一点，住在靠窗户的第一个。雷平生的母亲在延安待过，她告诉雷平生离灶台近的地方暖和，他就睡在离灶台最近的铺位，结果那个地方太热，把被子都给烤糊了。近平没有刻意选，就在雷平生旁边的铺位住。采访组：当地有的社员说，你们到梁家河之后，拿出面包来喂狗，在那个粮食匮乏的年代，他们有些不理解。您了解具体情况吗？王燕生：其实这是一个误会。我们下乡时，每个人都可能随身带一些吃的、用的。有人带了面包，可是在路上走了好几天，面包一直都捂在包里，到梁家河的时候就发霉了。发霉的面包就不能吃了，人吃了会拉肚子的。村里的狗都不怎么拴，随便乱跑，跑到我们院里的时候，我们就把发霉的面包拿出来喂狗了。刚到梁家河时，我们和村民彼此还比较陌生，接触少，互相不了解情况，所以就出现了这个小误会。后来，我们和村民渐渐熟悉起来，就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误会。

采访组：你们几位知青，初次从首都北京到陕北农村生活，经历了哪些困难？后来是如何适应的？王燕生：一开始觉得很不适应，我们毕竟都是大城市里长大的，觉得陕北农村的生活各方面都太艰苦，太原始，什么都不方便。现在我倒是觉得，年轻人多吃苦，多体验，对成长有很大好处。讲到生活方面不习惯的地方，我就想起以前我在电视上看到近平接受采访，谈到“过五关”的时候，一讲到“跳蚤关”，我就笑了。这是一种会心的笑，只有我们这批人才能讲出这样的话。这让我想起我们当时所经历的“磨难”。近平讲得非常真实，没有经历过那种生活的人，说不出来这些细节。我们刚到陕北，身上就开始长大疙瘩，那时候都不知道是跳蚤咬的。这种包比蚊子叮得还严重，我们用手反复地挠，挠得多了就挠破了，流血。当时的被子都不像现在，是没有被罩的，我们的白色被里上粘得都是血点。身上的这些包，挠破了就疼，不挠破就特别痒。我们问村民，他们也说不明白怎么回事——当地人都没有这个毛病，北京娃娃来了怎么就得这种病呢?有些知青就往家里写信，也没有说明白，就说身上总是起很痒的大包，家里回信就猜测说，可能是水土不服吧。到了后来，我们才发现是跳蚤咬的。在陕北农村，家畜家禽的身上都有跳蚤和虱子，窑洞里四面都是黄土，地面不像现在铺地砖，当时都是压实了的黄土地面，跳蚤在里面很容易滋生、繁殖。而当时的生活普遍贫困，北方农村的老乡，一年到头也不洗澡，冬天穿着大棉袄、大棉裤，棉衣的缝里面都是虱子、跳蚤。后来我们告诉老乡，我们身上起的包是跳蚤咬的，他们还不相信，不停地说：“我们咋没事呢?”其实，他们在这个环境中已经适应了，身体对虱子、跳蚤的毒素已经有了免疫力。采访组：在那样的环境中，你们的个人卫生问题怎么解决？王燕生：我们六个人住在一个窑洞，一铺炕上。一月份是严冬，陕北这边腊月里非常寒冷，但是屋里的炕烧得很热乎，我们六个人挤在一起，觉得挺暖和，挺好，也不觉得十分难熬。冬天，我们没法洗澡，也不觉得有多难受。但刷牙是个习惯，不刷真是不舒服，因为我们都是从幼儿园开始就刷牙的。村里肯定买不到牙膏，到了文安驿也不容易买到牙膏，但能买到牙粉。这样，刷牙的问题就解决了。天气转热，上山干活回来出一身汗，又长期没条件洗澡，我们就觉得很难受。像我，在北京从小就住公寓楼，家里有卫生间，能洗澡，虽然当时北京的条件也不好，没有热水器，但我家的楼房，一个星期能供应一次热水，所以每周至少能洗一次澡。然而到了陕北，就没有这个条件了。我们都想洗澡，于是就一起到村里一条沟下的井边去冲凉。我们都穿着游泳裤下了沟，把水从井里打出来冲一下。那个井旁边有个跨沟的小桥，也是梁家河村的交通要道。后来发现过桥的大姑娘小媳妇，见到我们都捂着嘴就跑，还有那些年纪大一些的妇女，就指指点点地笑话我们。后来到劳动的时候，村里的妇女就笑话我们说：“你们这些大娃娃，也都快成大人了，咋能在村里光腚呢?人家婆姨都不敢看你们!”旁边那些婆姨就哈哈大笑，我们就解释说：“我们哪敢光腚，都穿着游泳裤呢!”她们都一脸茫然，说：“游泳裤是啥?”原来她们都不知道游泳裤，像城里那种游泳池，她们没见过。知道这个情况之后，我们就不在井边冲凉了。采访组：你们吃饭问题是怎么解决的？王燕生：最初，村里派石春阳的父亲给我们弄柴、做饭。不久，我们知青就得自己做饭了。做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烧柴，我们在北京用蜂窝煤，没有烧过柴，对砍柴的理解仅仅局限在书本上，以为只要拿着斧子、柴刀去山上砍柴就可以了。可是真正在梁家河解决烧柴问题，却远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那里的黄土地很贫瘠，山上没有什么树，我们只能把草根一点一点地搂回来当柴烧。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的生活真艰难，做饭还要为烧柴发愁。我们知青下乡的第一年是吃国家供应粮，但还要靠自己劳动，不仅要去拉粮食，回来还要自己加工粮食。我们费很大劲，把粮食从文安驿拉回梁家河，有麦子、玉米、小米、高粱等。但是这些粮食是半成品粮，我们住的那个窑洞前面有个碾子，我们用毛驴或骡子拉那个碾子，加工粮食。比如玉米粒，就要用碾子碾成玉米碴子，煮粥吃;或者用磨盘磨成更细的玉米粉，可以做团子吃。一开始我们干这些活都是很费劲的，赶不好毛驴，拉不好磨，加工粮食耗费很多时间。所以我们就先吃那些容易加工的粮食，比如小米不用加工，直接做小米饭就吃了;玉米，碾一碾就能吃了;到了最后我们才吃麦子，因为麦子加工起来最麻烦。

采访组：您能讲一下你们当年在梁家河劳动的情况吗？王燕生：刚到梁家河，我们就在基建队，主要任务是打坝、拉土，我们在北京都没有干过这样的活儿，干得不熟练，村民就手把手教我们。千万别小看这些简单的体力活儿，如果掌握不好技巧，就干得又慢又费力气。起初，我们连挑水都挑不好。陕北的扁担是用两根又扁又长的木棍绑在一起做成的，立起来有一人多高。这种扁担不像南方的竹扁担，竹扁担挑东西时会产生形变从而起到缓冲作用，而木头扁担特别硬，没有形变，把所有重量结结实实地压在肩膀上。我们用扁担挑着两个木桶到井边，把水挑回住处，再倒进水缸。刚开始，我们用小木桶挑水都挑不好，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掌握不好平衡，不是往前就是往后了;二是肩膀受不了，扁担把肩膀硌得生疼，从井边到窑洞，不算远的路，要歇好几次。几趟下来，肩膀就被磨破了皮。但第二天水缸里没水了，还是要去挑水，磨破皮的肩膀火辣辣地疼。到了春天，劳动就真的开始“上强度”了。刚开春时，夜还长，六点多钟，天还没亮，村里就开始喊：“上山受苦去喽!”开春农忙，就是要起这么早，我们急匆匆爬起来还得刷牙。村民没见过刷牙，说：“这帮北京来的娃娃，一到早上就口吐白沫!”洗漱完毕，我们就开始跟着农民整地、送肥，不会干也要跟着干。我们这些挑水都挑不好的知青，到了农忙的时候就得往山上挑粪，这是又累又脏的活儿。挑粪的筐比较浅，里面装满沤好的农家肥。我们挑着粪上山，不但路远，而且还要走那种“之”字形的羊肠小道，山路又窄又陡，所以劳动强度很大。我们不想被落在后面，在路上就使出了全力，尽量走快一些，结果力气很快就用完了，再干后面的活，就没有什么力气了。慢慢我们就发现，农民上山的时候并不是健步如飞，而是慢悠悠的，因为他们一天到晚都要干农活儿，就像长跑一样，不能一开始就冲刺，必须要保存体力。夏收的时候，我们到山上去收麦子，麦地离村子大约五里路，并且是在山上比较高的地方。麦子割好以后都是一捆一捆地码放着，往回挑的时候，扁担一头担一捆。挑麦子更累，一是因为距离远，路不好走;二是因为无论多远，中间都不能休息，因为一旦把挑子放下，一捆麦子在地上一墩，麦穗就会散落，当时亩产不到一百斤，如果在往回挑的途中掉几斤麦穗，损失是非常大的。所以，挑麦子只能换肩，不能把扁担卸下来休息。五里山路，挑着麦子，经常要走一个小时，那也算是快的了。近平当时是我们村知青里年纪最小的一个。这些农活对他来说，真是难上加难。那时我们学犁地，虽然看着简单，人家都是一个直线就过去了，但是我们一弄，就是歪七扭八。近平最初和我们一样，干农活也是很不熟练，但他从不服输，吃了很多苦之后，他干活也熟练了。我离开梁家河以后，听到他当了村支书的消息，还是有点吃惊的，没想到他在农村扎根了。采访组：习近平和你们住在一个窑洞里，平时业余生活是什么样的？有没有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王燕生：平时劳动归来，我们就在窑洞里听收音机，有时候村里的同龄人来找我们说话。我们这几个知青，跟梁家河的老百姓关系都很好，我们不仅从来没有发生过矛盾，没吵过架，没打过架，而且关系非常亲密。我们平时在窑洞里看书，就用那种墨水瓶做的煤油灯来照明。有时我们也横七竖八地躺着聊天，唱《外国民歌首》，当时那本书还有手抄本，我们学唱里面的歌曲。近平带了很多书，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静静的顿河》，是四本硬精装的大部头，我借来看了一段时间，这也是我第一本认认真真、从头到尾读完的世界名著。年，我在网络上看到近平在访问俄罗斯的新闻报道，他提到了很多名著，其中就有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有一件有趣的事，就是我们的房东张太平结婚，我们知青去闹洞房。那年的春节前后，梁家河有三家结婚的，一个是张太平娶刘金莲，村民让我们几个知青都坐在炕上，称呼我们是“中央来的”，把我们当上宾款待，让新娘子给我们点烟。其实，我们也没怎么闹，因为我们对农村闹洞房的习俗也不懂，就是跟着凑热闹而已。在农村，生活都比较平淡，像房东家娶媳妇这样的新鲜事，我们这些年轻小伙子肯定要去看看的。过了几天，沟对面有一家结婚，他家的成分是富农，因为他有一群羊，所以被划为“羊富农”，但是他家结婚也挺热闹，梁家河的老百姓都很朴实，不管上面“阶级划分”的那一套。第三家结婚的是张卫庞家，他是到梁家河的上门女婿。没多久，我们就和张卫庞熟悉起来。有一次，我跟张卫庞开玩笑说：“我还比你早到的梁家河。”张卫庞笑着说：“是，是!”张卫庞的岳父是村里的老书记，也是一位老革命，为张卫庞操办婚礼之后，没两年就去世了。那时我已经离开梁家河了，后来听说，近平专门到张卫庞家里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当年还有一件小事，我记不太清楚了，有机会可以考证一下。我们几个知青在插队时有一张合影，所有人都在照片里，只有近平没在照片里。当时具体在什么情况下拍的这幅照片已经记不清了。后来，我们都很奇怪，为什么会没有近平?有的知青记得当时情况，说：“这张照片就是近平给咱们照的!”

采访组：您觉得插队生活艰苦吗？这段知青岁月，对你们有什么影响？王燕生：我想，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插队生活，对于我们这些知青来说，主要是体力上和生活上受的苦，我们像农民一样在黄土高原贫瘠的土地上劳动，缺吃少用，甚至还要为烧柴发愁。而对于近平来说，这还不是主要的，他精神上所受到的痛苦和压抑，比体力上和生活上受的苦更大。我们这一拨北京插队知青，八一学校的学生居多，干部子弟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弟多一些。具体到我们几个知青里面，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级别是最高的，在受迫害之前是国务院副总理。其他人的父母，级别都不是很高。我的父亲是一个北京司局级干部，在“文革”时期，我的家庭遭遇的冲击和我在精神方面遭受的压力就没有近平他家那么大。我们不难想象，近平所处的家庭环境，与插队下乡的艰苦生活比起来，会有多么大的落差。年，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我们几个知青都在窑洞里听收音机，当广播里宣读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名单的时候，近平在特别认真地听。结果名单里面没有出现他的父亲习仲勋的名字。当时，近平虽然没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他的情绪是比较失落的。他这个人比较坚强，不会对身边的人抱怨什么，或者倾诉自己的苦闷，但是我们能理解他的心情：敬爱的父亲已经受到了九年的迫害，至今仍命运未卜;母亲也过着受审查、挨批斗的生活；自己和兄弟姐妹们的头上还戴着“黑帮子弟”的帽子；好好的一个家庭四分五裂……这些，对于他，一个7岁的男孩造成多么沉重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况且，一两年之内，跟他一起来插队的知青陆续都走了。我们都是先转回老家插队，再从老家当兵走了，因为我们的父母都是从老家参加革命，孩子要当兵比较容易。而且当兵这个出路是非常好的——那个年代，当兵是最光荣的，社会地位也是最高的。然而，习仲勋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解决，他的家庭受到的冲击太大了。要寻找一条从梁家河走出去的路，对那时的近平来说，实在是太艰难了。这种困境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是一种精神上的磨难，这种苦远远超过了体力上和生活上的苦，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近平没有消沉。他贴近黄土地，贴近农民，下决心扎根农村，立志改变梁家河的面貌，一待就是七年。在这七年时间内，他靠自己的苦干实干做出了一番成绩。后来，近平在接受采访时讲到了刚插队时的迷茫和后来的转变，这些我都非常认同，他讲得非常实在。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每个人也都有一个砺练和成长过程，没有“天生伟大”这一说。这也就是近平所说的“过五关”当中的“思想关”。采访组：能谈谈您对习近平说的“思想关”的理解吗？王燕生：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插队下乡这一代人，亲身体验过农村艰苦日子，亲眼见过中国最贫困、最原始的生活。对近平来说，他所经历的，远远不止这些。在“文革”期间，父亲被迫害，他被扣帽子、被歧视，被困在陕北穷山沟里，忍受着各种各样的不公平。然而，近平在困境中完成了一次蜕变，实现了精神上的升华。他从一个迷茫的十五六岁的中学生，成为一个饱尝人生酸甜苦辣的青年，胸怀为民谋福利的抱负，这就决定了他所走的人生道路的不同。近平后来返回北京上学，又有了前途光明的工作，但他却放弃了看似更平坦舒适的道路，反而下沉到基层、沉至社会实践的最前沿去工作。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步都走得很扎实、走得很充实。这是有大抱负、有大气魄、有大本事、有大勇气的人才能做出的选择。按照一般人想法，家里帮忙安排一个好工作，选择又清闲又待遇优厚的公职，或者出国留学，甚至移民国外，享受高福利……做这些轻而易举的事情岂不更好吗?为什么要到又苦又累的基层呢?近平选择走这条路，与他“为老百姓办实事”的抱负是有直接关系的。我们这个国家，正是因为有一批近平这样的人——未必都是领导干部，可能是工人、农民、教师、医生，无论是不平凡的人，还是平凡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热爱这个国家，愿意穷尽毕生为她而奋斗。所以，中国才会像今天这样，有这么快的发展和这么大的进步，而且有这么美好的未来。（综合学习时报、“政事儿”）

初中老师陈秋影回忆与习近平五十年师生情(图)

　　　　　　　　

　　陈秋影老师接受香港文汇报记者专访。记者刘凝哲拍摄

　　年9月，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利用来京开会的间隙，来到家中看望陈老师。左一、左四分别是习近平的同班同学。受访者提供

　　3年，陈秋影与习近平师生再次相见。受访者提供

　　习近平在年赠送陈秋影老师的寿山石名章。受访者提供

　　母亲与幼年时的陈秋影。受访者提供

　　曾经的八一学校旧照。（来自：八一学校官方网站）

　　父母怀中的陈秋影。她自幼生长在充满文化氛围的知识分子家庭中。

　　年9月，从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后已经有5年教学实践的陈秋影老师在八一学校又迎来新一届学生，与一位勤学好思、宅心仁厚、朴实谦逊特别是热爱杜甫诗歌的2岁少年学子就此结下师生之缘。此后的50年间，无论环境如何变迁，师生联络从未间断。陈秋影老师在教师节来临之际接受香港文汇报独家专访，谈起习近平--这位令她骄傲一生的学生，讲述习近平50年来尊师重教的经历。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也，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陈秋影引述孟子所言来概括习近平青少年时代的经历。担任教师工作近20年的陈秋影，教过的学生千人以上，她能够通过观察学生的言行来判断孩子们的家教和素养。在习近平升入中学的年代，虽然他的家庭正遭受磨难，尤其是他的父母在政治上备受委屈，但“一个2岁的少年，却能表示得如此平静，小小年纪就‘每临大事有静气’”。她说，习近平从小就“很沉稳”，从来没有听说跟同学闹矛盾的事，遇到什么事情都会谦让，“喜欢读文史类书籍，尤其喜欢杜甫的诗”

　　陈秋影老师记得习近平刚升入初中的时候，那是年的秋季，当时习近平和他的一些小学同班学友，都进入一（四）班学习。在班里，习近平的年龄稍小，大约刚满2岁。但是已有数年教学经验的陈老师很快就发现这位很少在课间休息时喊叫打闹的小小少年，性格十分稳重仁厚，他在课堂上勤学多思，下课后还要向老师请教一些问题。

　　陈秋影喜欢杜甫的诗，在课堂上讲授杜甫的诗，“是那种悲天悯人的、充满人民性的、怀抱苍生的诗歌”，这并不是每一位同学都能有如此认识。她还记得，当讲完杜甫的《绝句》，习近平在下课之后来主动来问老师，说他十分喜爱杜甫这位大诗人，还希望更多的读一些杜甫的作品，陈老师当时提到了《望岳》、《春夜喜雨》等。这件事让陈老师看到了习近平在求知方面永不满足的优秀品质。

　　在年“六一”儿童节前夕，习近平在海淀民族小学举行座谈会上，回忆起陈秋影老师当年讲的语文课、讲的诗歌，回忆起当年在八一学校的情景，而特邀在座的陈秋影也听得满脸笑意。这是师生二人最近一次见面。陈秋影也是唯一一位，由习近平向公众介绍的他的老师。

　　“做教师是我的宿命，也是我的天职”，陈秋影对记者说，她自幼生长在充满文化气氛的知识分子家庭，她的小学、中学和大学时代分别在著名的辅仁小学、贝满女中、北京师范大学度过。这些良好的教育，给她的一生留下深刻印记。甚至在文革那个癫狂的年代，这些自幼形成的品格，令她敢于批评违反政策的种种暴行，给予八一学校那些家庭遭受磨难的少年人真诚的关心和心灵慰藉。

　　“他曾跟我讲起过一件事，有个作风很差的小学体育老师，在文革武斗之风兴起时欺负他，说他是‘黑帮子女’，我就告诉他，这样的人不配称老师，就是流氓”，年逾古稀的陈老师回忆起这件事仍十分激动，谈到动情处甚至眼含热泪。她说，在当时很多人已经吓到不敢说话的时候，她敢于站出来坚决反对，“其实我当时没有具体帮助习近平什么，只是在情感上同情他”。

　　年习近平刚5岁，即赴陕西农村插队锻炼，后来又经历了一些曲折才得到进入清华大学学习深造的机会。毕业工作后主动选择到基层，一步步走上从政的道路。作为习近平少年时代的老师，陈秋影一直通过各种渠道，着这位优秀学子的进步和成长。她曾经在一封书信中对习近平说：“你是大器之才，我相信你在各个不同的岗位上，都能把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希望今后能够经常得到你的好消息！”

　　陈秋影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习近平身上有最实际的体现。他对曾经的母校和老师们一直记挂在心。习近平在外地工作期间，每逢有来北京开会或是处理党政工作的机会，他总会抽出一些时间，和少年时代的学友相聚，或是去拜望教过他学习课业的老师。陈秋影在90年代曾遭遇过一次车祸，习近平曾亲自到家中探望。当过习近平班主任的齐荣先老师，身体一直不好。习近平来京开会时，带妻子彭丽媛曾经一起去齐老师家中看望，还嘱咐身边的同志为老师找医生，找对症的药品。这种细致的关心照顾，使老师们内心十分感动。

　　陈秋影忆习近平二三事曾以为父亲是副经理看到好人被欺负会流泪

　　讲起学生的轶事，陈秋影的笑容温暖又慈蔼，她向记者讲述了几则或亲身经历或从习近平同学处了解的二三事。

　　年“六一”在民族小学组织的那次座谈会上，习近平向包括陈秋影在内的与会师生，回忆过一段自己在八一学校小学部就读时期，也就是他7岁左右时的一个故事。她引述着习近平当时幽默的话语说，“八一学校是部队子弟学校，我的同学家长大部分都是军人，每逢周末，他们的家长来接送同学时都穿着军装，戴着肩章、领章，很神气。我就想我的父亲怎么没有肩章呢？周末回家后，我问家里人，我爸爸怎么没有军装，没有军衔啊？家里人告诉我，你父亲不是军队系统的，你父亲是副总理啊！第二天，我回到学校宿舍，得意的告诉小伙伴们，我知道我爸爸是做什么的了！他是副经理！结果，同学们还搭茬问道，副经理？你爸爸还管商场吗？”

　　“全场都哈哈笑起来”，陈老师说，孩子们之间稚气的对话，正表现出习近平从小的良好的家教，“他的家里人非常低调，习近平的父亲从来不准许孩子们的虚荣与攀比。习近平的成长中也没有纨绔子弟、公子哥那一套。”

　　陈秋影老师曾多次见到习近平与彭丽媛夫妇。更难得的是，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时，还曾在福州一起唱过卡拉OK。“我发现他们的关系非常融洽，彭丽媛非常配合他，两人互相理解，都给彼此留有足够的信任和空间”。陈老师说，彭丽媛还曾对她说，听齐心老人讲，习近平小时候非常有同情心，他看书的时候，看到好人受委屈就会流泪。“近平从小就是个特别仁义的孩子，仁厚就是‘泛爱众，而亲仁’的境界，习近平正是具有仁厚之心的人”。

　　另一则从八一学校知青处听来的故事，令陈秋影有些心酸。“习近平他们在陕西插队的生活非常艰苦。一次，北京市组织慰问团，由八一学校的孙乃东任团长，正好到了习近平插队的延川。知青们平时吃的特别差，细粮都吃不上，但恰巧在慰问团来到那天，几个知青凑钱买了几个鸡蛋，中午吃的炒鸡蛋。结果孙老师看到说，原来你们过得挺好啊，还有鸡蛋吃。其实，习近平这些北京知青平时根本吃不到这些。”

　　陈老师说，习近平年赴陕西农村插队劳动，以顽强的毅力在最基层的农村生活中锻炼成长，时刻注意在劳动实践中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在各方面都发挥了骨干作用。“在陕西插队劳动的两万七千多名北京知青中，他是第一个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人”，陈秋影骄傲的说，这足见农村群众对他的肯定与信赖。农村的生活经历，使习近平切实深入地看到了中国农村的现状，他和农民结下了深厚感情，时刻把群众的疾苦放在心上。

　　师生共进步“您永远是我的老师”

　　“我刚刚看到了习近平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上，他的风度越来越好，讲话行动都非常得体，讲到‘三个必胜’传递出浩然正气，有大国领袖的胸怀和气度”，陈秋影老师的言语中难掩对学生的赞许之情，尤其是阅兵后广播嘉奖全体官兵，“这就是他的为人，就是他看到子弟兵们为国家尽心尽力，圆满完成受阅方队的任务，就一定要表达他对大家的感谢、他的爱”。

　　陈秋影老师说，习近平时常会带几本书给他，有时候是他的博士论文或是著作，有时候是他新到任省市的介绍，甚至有时还会在冬日托人送来几头福建水仙，这些都令陈老师倍受感动。当水仙开花，散发出脉脉清香，陈老师心中会涌出诗一般的感想：多好！这就是我的学生一片清香的心意啊！

　　作为语文老师，陈老师尤其学生的文学造诣。“习近平对热爱人民和脚踏实地工作的干部格外有感情，我看他为焦裕禄填了一首词：《念奴娇·追思焦裕禄》，这首词的韵律，平仄处理都非常好，看来他在研习古典诗词方面确实下了很多功夫”，陈秋影充满自豪的说。

　　不只是老师看到学生的进步，学生对于老师的成绩也会给予肯定。陈秋影说，她在年离开八一中学，到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近年来更是出版不少儿童文学著作。当年习近平在得知陈秋影的著作发表后，曾高兴的告诉周边人，“我的老师现在是作家啦！”

　　年夏天，已退休的陈秋影老师笔耕不辍，新创作出版了一册十余万字的童话集，由湖南少儿出版社正式出版。她把还散发着油墨香气的新书寄赠习近平，作为精神上的沟通与交流。

　　不久之后，习近平寄来回信，信中对陈老师退休之后仍辛勤耕耘不止表达敬佩。他写道，“尊师敬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正如毛主席对徐特立老人所说的那样：您过去是我的老师，现在仍然是我的老师，将来还是我的老师。”这封信寄出的时间是年月9日，但是陈老师至今仍能背诵朗读这封感人至深的回信，她还在向其他老师们授课时也讲起这封回信，“很多老师被这种尊师重教的真挚感情所打动，流下热泪”。

　　师生多次见面寿山名章赠恩师

　　陈秋影的书柜中珍藏着一方寿山石印章。这款六寸长的龙纹名章，边款上刻着：“陈老师惠存习近平赠丙子五月”这十几个隶书小字。“这款印章，在我心中有着无比的重量，因为这是近习近刚刚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赠送我的”，陈秋影回忆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有对十分亲近和尊敬的人才会赠送名章，这份沉甸甸的师生之情，至今令她感动不已。

　　习近平在各地任职期间，除借来京开会等机会探望陈秋影老师外，还曾多次在福建、浙江等地与陈秋影会面。年6月，陈秋影因公前往福州出差，与已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见面，“我接触到的文化、教育各界朋友，对习书记的工作作风和个人品质发自内心的肯定与称赞，都令我这个习近平少年时代的老师感到欣慰”。

　　稿费为老师买机票

　　6年春季，师生再次在杭州相见，那时的习近平已是浙江省委书记。“这次的杭州之行，是一段让我终生难忘的宝贵经历。当时，正是习近平工作最为繁忙的阶段，国际国内的几个重要会议和大型活动，都正在杭州举办。作为省委书记，他的忙碌是可以想象的，但他利用周末晚上难得的休息时间，驱车来到我下榻的宾馆。师生相见，非常亲切。我们共同关心的话题很多很多，谈话内容涉及到了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陈秋影说，在师生二人自自然然的交流中，她又一次体会到深挚的师生之情是多么美好和珍贵。

　　那次，陈老师返回北京，工作人员说要为陈秋影订飞机票，原来是习近平特意嘱咐工作人员用他自己的稿费为老师订回程飞机票。

　　此后，习近平开始担任中央领导职务，师生二人见面已不是那么方便，但习近平仍然没有忘记陈老师。年习近平到海淀区民族小学和少年儿童一起欢度儿童节并且组织“六一”座谈会，他邀请陈秋影出席这次活动。“我坐在会场第一排，习近平特地走过来问候：‘陈老师，您身体好吧？’”，陈秋影很高兴有这次会面，并且赠送给习近平一本她自己的新著诗文册《荷风》。

　　在书的扉页上，她写下了这样的题词：“请近平同学阅存。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谢谢你，让老师体会到了世界上最高尚的这种快乐。”陈秋影微笑着回忆说，“我是天下最幸福的老师”。

　　记者手记：习近平眼中的好老师

　　到北极寺陈老师寓所拜会陈秋影老师时，正值北京雨天，陈老师出门迎向冒雨前来的我们，自然而然地吟出郑板桥的两句诗:“莫放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人来。文汇是旧友，记者是新朋，文汇报报庆是九月九日，教师节是九月十日，真是好雨知时节啊，欢迎你们！”

　　陈老师身材高挑，步履矫健，目光明亮。她那一头白发梳理得十分自然而又耐看，她那充满热情和活力的言谈话语以及优雅的举止，使我们难以相信，这位有着数十年的教育工作经历和编辑工作经验的陈老师，竟然已是76岁的古稀老人了！

　　陈秋影有三个身份，教师，编辑，作家，而且是少儿出版界著名编辑，儿童文学领域的著名作家，后两个身份广为人知。但是直到习近平去年在六一节日活动中公开介绍陈秋影是他的中学语文老师时，陈老师桃李满天下的教师生涯方广为人知。对陈秋影采访之前，记者还抱着这样的疑问：为何一名初中语文老师会让习总牵挂至今？经过长达近8个小时的采访，我们找到了答案，我们同样为这样德才兼备的老师深深折服。

　　陈秋影老师有一双十分明亮的眼睛，说到动情处会涌上一层泪水。“教师，就是要把全部热情和努力，用来热爱、了解和引导学生”，陈秋影从小立志当老师，她从不责罚、打骂学生，她认为孩子之所以懂事和美好，是源于周围环境中的关爱。

　　不断学习和充实自己，是陈秋影为人师表的准则。“我会更新知识，不能让学生感觉乏善可陈，落后于时代”。退休之后的陈秋影，在继续从事儿童文学创作之外，还潜心国学研究，她参与主编《在国旗下的讲话国学篇》，并且担任学钜大国学工程的顾问，她想在精力尚好的岁月中仍然致力于推动国学复兴的崇高事业。

　　师生之间的交往，充满正能量。正如习近平当年得知陈秋影著作出版时自豪的宣告“我的老师，现在已经是作家”那样，陈秋影一路为习近平从知青到大学生、从基层父母官到中央领导人而骄傲。

　　师生之谊，因纯洁而长久。陈秋影说，自己从未因个人问题麻烦学生，也从不会要求各种物质和荣誉，但对于别人的善意一定会回应，以适当的方式表达感谢。若不是习总书记专门邀请她出席座谈会，将老师介绍给媒体“曝光”，低调的陈秋影并不会向记者讲起这段长达50年的师生情谊。

　　在八一学校，陈秋影老师的对她教过的学生一视同仁的仁爱之心，与孔子主张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她的学生当中，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百姓，陈秋影老师影响他们一生的除了当时的教与学，更是人格的养成。

　　在公开讲话，习近平曾提出，做好老师要有理想信念，要有道德情操，要有扎实学识，要有仁爱之心。而在陈秋影老师身上，我们深深感受到这些。

　　八一学校是一所北京乃至全国知名的学校，它不仅在中高考等成绩上名列北京市前茅，更有悠久且不同寻常的红色历史。

　　陈秋影老师告诉记者，八一学校是在年3月日，由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亲自提议创办的。当时，波澜壮阔的人民解放战争已经进入反攻阶段，为了解决战斗在前线的解放军干部子女的入学问题，聂司令员决定，在革命老根据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成立一所小学。初始阶段，校名是荣臻小学，后来更名为八一小学。

　　年月，北平和平解放。晋察冀军区改称为华北军区。数年后，又改为北京军区。而八一小学的师生们，是在年3月随着华北军区进入北平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八一小学的校址才逐渐固定在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附近一带。经过逐年的建设和发展，学校增设了幼儿园和中学部，校名也由八一小学改为八一学校。

　　现在的八一学校位于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核心区。学校校园面积平方米，建筑面积平方米。目前，学校集小学、初中、高中、国际部于一体，共有8个教学班，4余名学生，教职工多人，是北京市示范高中校。

　　个人简历：

　　陈秋影，女，年5月出生于唐山市，汉族，笔名：凌波、佳音。自年开始，一直在北京生活，完成了从小学、中学直至大学的教育，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历任北京市八一中学语文教师，《北京少年》编辑部编辑，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室主任，《幼儿画报》、《孩子天地》主编，编审和顾问。年开始发表作品。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系北京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代表作有《过冬的奥妙》《伪装大师奇遇》《我爱五星红旗》、《陈秋影童话专集》。（本文来源：香港文汇报）

七千 战俘归国内幕：回国后受到不公正待遇参加停战谈判的中朝方代表，从左到右为谢芳少将，邓华中将，南日大将（朝），李尚赵少将（朝），张平山少将（朝）。战俘问题是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

期间，停战谈判经过了漫长的24个月，其中9个月是卡在了俘虏遣返问题上。因为美方在俘虏问题上的无理和蛮横，使双方达不成协议，战争只得继续。按当时任周总理助理的乔冠华讲：“我方为了争取战俘问题能得到一个合理的解决，硬是同敌人多打了一年多的仗。”整个 中，中国人民 被俘2.2万余人（朝鲜人民军俘虏另计），谈判后期，美军为甩掉包袱，将 多伤病员战俘遣返。其余的战俘，根据朝鲜停战协定和《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规定，经我“中国人民 解释代表团”的争取、 战俘的坚决斗争，约6人返回祖国，未回祖国的.4万战俘被挟持到台湾。不久前，我采访了抗美援朝时期担任第六十五军一九三师政委的贺明，他在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后，参加了 战俘的接收工作。在沉重的交谈中，我们揭开了历史这沉重的一页。

积极争取 战俘归国

95年2月，朝鲜战场停战谈判进入第四议程--关于遣返战俘问题。我方谈判代表团很快阐明了自己的立场，按照《日内瓦战俘公约》中“战争结束后战俘应该毫不迟延地释放和遣返”规定的办。

美方代表虽未公开反对中国和朝鲜的立场，却在心里打着小算盘。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回忆录里说得明白：如果把包括投降在内的战俘送回“铁幕”，将来发生大战，无人逃亡。他还认为，战俘一旦不再回到共产党阵营“是对共产党有威慑作用”的。美方不愿意遣返战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把这些人补充到朝鲜李承晚和台湾蒋介石反动军队里去，以加强他们的兵力。

由于美方故意设置障碍，战争双方战俘遣返的谈判漫长而艰难。他们先是从技术层面进行破坏，经常擅自宣布休会，使谈判无法进行。在双方提供战俘资料时，战俘数字4次无端变动，最多时.6万人，最少时7万人（含朝鲜人民军）。从95年2月日谈判进入第四议程--关于战俘遣返问题，到年月，在将近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达成任何有意义的协议。战俘问题，成了停战谈判的难点。谈判中美方公然违背《日内瓦战俘公约》的基本原则，提出“一对一”、“自愿遣返”等方案。（中朝军队俘虏联合国军.5万人）他们的荒唐方案，遭到了中国政府和朝鲜政府的当然拒绝。

谈判不成，接着打，战场上分高低。我军从年9月8日起，发起了对敌反击作战。是役，我军与朝鲜人民军一道，歼敌2.5万人。此役不但重创美军，也引起了美国朝野哗然。年0月，艾森豪威尔在竞选总统中宣布，他当选后，亲自到朝鲜结束 。结果，他当选了总统。

就在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的年0月，美军开始夺取上甘岭、五圣山。结果，上甘岭成了美军永久的伤痛，一个3.9平方公里的地域，美军投入6万多兵力，余门火炮、近辆坦克、3余架次飞机，血战一个多月，炮火将山头削低了三四米，竟然拿不下来。至今上甘岭战役的沙盘，依然摆在美国西点军校的教室内，供各级指挥官、学员及专家研究，力图诠释这个难解的谜。

年月7日，印度向联大提出解决朝鲜战俘问题的方案，提议由中立国印度、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成立一个遣返委员会，来处理 中的战俘问题。2月日，联合国政委会以53票对5票通过了印度的提案。

年2月22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致函中朝方面，建议先交换伤病员战俘，他们的本意是甩掉伤病员战俘这个包袱。3月28日，金日成、彭德怀复函克拉克，同意交换伤病员战俘。4月，我 伤病员战俘人返回，回国治疗。但是，大部分 战俘，依然被羁押在美军战俘营里。

年5月，我军再次发起夏季攻势，三个阶段共歼敌2.3万人。在我军的沉重打击下，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不得不再次审视这场战争。

最终，美国表示接受印度向联大提出解决朝鲜战俘问题的方案，他们倒不是屈从联合国的决议，而是清醒地看到， 是一场永远无法打胜的战争。中国人民 入朝初期发起的第一次、第二次战役，就曾给予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毁灭性的打击。如果当时不是因为 后勤补给困难，人员、物资难以及时到达前线，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早已经被赶到了大海里。

年7月27日，经过一年半多的谈谈打打，双方终于在板门店签定了停战协议。协议规定:“在本停战协定生效后60天内，各方面应将其收容下的一切坚决遣返的战俘分批直接遣返”，“各方应将未直接遣返的其余战俘，从其军事控制与收容下释放出来，统交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战俘问题出现了曙光。

朝战中被俘

战俘为争取回国而不懈斗争

巨济岛、济州岛、蜂岩岛都是朝鲜的几个小岛，美军设立的战俘营就在这里， 的2万战俘先后被关进美军战俘营。

被羁押的 战俘中，有师职干部人、团职干部4人、营职干部57人，另外还有很多连、排干部。这些干部，很多都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考验，热爱祖国、政治上坚定。他们在战俘营中带领广大 战俘，为争取回国不断斗争。

95年月，在釜山俘虏营72集中营4大队，孙振冠（20军60师营教导员）等人，领导了3多俘虏展开了“反饥饿、争温饱”斗争。0月，关于战俘问题谈判的消息传来，孙振冠、魏林等人利用美军假民主、假人权的外衣，冒死发动了签名运动，要求“回祖国，不去台湾”。到了月中旬，4大队的签名运动达到高潮。俘虏中的败类王友敏很快向美军看守头目格斯告密，说孙振冠等人要暴动，格斯上尉派人将孙振冠等人押来，进行审问。孙振冠理直气壮地说，我们不是暴动，我们签字要回祖国，你们也在俘虏营中散发了《日内瓦战俘公约》，难道我们争取生存权利，不符合国际法吗？其他人也控诉了联队当权者逼迫战俘在身体上刺字（反共字眼）、写血书（要求去台湾的内容）的暴行。最后，大家一致要求:“让我们愿意回祖国的集中到7集中营去，如果不同意，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你格斯上尉负责！”

格斯上尉听毕，目瞪口呆。沉思半晌，最后他给上司通了电话，然后对谈判代表说：“我们尊重你们的选择，你们可以派一人回去把你们的伙伴叫来，一同到7营去。”随后，有一个人回去传达消息，大家听到消息，欢呼雀跃，立即收拾生活用品，奔向大门。由于到7集中营去的人越来越多，美军看押人员发现事情不妙，赶快关铁门，结果只冲过去48人。后来，又有一些人经过殊死斗争，来到7营。

但是，分散的斗争抵挡不了艰难的大势， 很快派来了大量特务人员，协助美军对战俘进行镇压和分化瓦解。他们收买了战俘中的一些异己分子，对坚持回国的战俘进行了疯狂的迫害，企图将这些战俘变成他们的战争工具和反共分子。战俘中的异己分子，有的是国民党俘虏补充进 队伍的，有的则是对共产党怀有仇恨的其他社会人员，如:臭名昭著的李大安（后空投到我国东北窃取情报，被我军抓获枪毙），父亲是恶霸地主，在土改中遭到镇压，他因为会开汽车，抗美援朝中被补充到 ，他并不是被俘虏的，而是自己开着汽车主动投降的；原国民党中尉副连长王顺清，解放战争中被我军俘虏，后隐瞒身份当了排长。年入朝后，一枪未发投降了美军，进了战俘营后卖身投靠，充当了美军的打手和奸细。随着进入战俘遣返的实质性阶段，国民党更加积极插手，国民党中央社年6日，专门报道了有24名国民党官员乘飞机到汉城的消息，并且透露“从来没有这样大的团体来过朝鲜”。从95年6月起，美军远东情报局第二处先后从巨济岛战俘营中甄别挑选，将战场上的投敌分子、原国民党军官及暗藏在我军的特务和少数变节分子几百人送到日本东京进行训练，然后又送回俘虏营，担负战俘营中的各级领导。这些人丧心病狂，在美军的支持下，成立了“警备队”，专门殴打、杀害要求回国的 战俘，他们向战俘们强行进行反动宣传，实行白色恐怖，美军还专门设立了所谓“肇事监狱”和“小监狱”供他们给坚决要求回国的 战俘施行坐水牢、电刑、压杠子、肛门灌水、头上钉钉子等酷刑。但是，这仍然动摇不了广大战俘要求回国的决心。

年2月8日拂晓，一支美军队伍，进入巨济岛第62战俘营，强迫对5多 战俘进行所谓“甄别”，在遭到拒绝后，美军悍然开枪，打死75人，打伤39人。4月24日，美军再次对釜山收容所 被俘伤病员进行“甄别”，在遭到拒绝后，向手无寸铁的 伤病员开枪，打死35人，打伤60多人……据统计，从95年6月到年6月，美军共打死、打伤 战俘多人，一个所谓最讲“民主”和“人权”的国家，其劣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交换战俘的真实场面

年4月7日，把持72营的败类李大安在美军的支持下，以大队为单位，将近3名战俘集合起来。李大安在打手的簇拥下欺骗大家说：“今天就开始甄别，汽车就在外面等候，凡愿意回大陆的，赶快站出来，千万别错过机会。”虽然经过长期殴打迫害和恐吓，但仍然有许多人回国信心坚定。他的话语一落，就陆续有人走出队列，几分钟后，出来几百人。李大安看到这么多人要求回国，恼羞成怒，大吼道：“要回大陆容易，先把刺在身上的字留下来。”说着从队列里拉出一个人来，手起刀落，一条血淋淋的肉条就落到他手里。他连着割了几个人，被割的人都是血染军衣，有的人还发出了痛苦的叫声。李大安疯狂地挥舞尖刀说：“看清喽，谁要回大陆，先留下这些字再走……”

广场上的杀戮持续到半夜，李大安问战俘林学甫：“你也要回大陆？”

林学甫回答：“我回大陆！”

李大安当胸就是一刀，然后问：“还回不回？”

林学甫踉跄两步倒在地上，大声回答道：“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

李大安又猛戳一刀：“还回不回？”

“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林学甫依然这样回答。

李大安连刺了他20多刀，刺一刀，问一次，林学甫每次都是这样回答，直到断气。林学甫死了，李大安把他的胸部剖开，挖出他的心脏，挑在刀尖上，对集合在广场上的俘虏说：“谁要回大陆，就这样！”残杀到半夜，除了被杀死的，还有更多人被打伤，不能走动。还有一些人被关进了“小监狱”。到第二天，我 代表在场正式“甄别”时，很多人没有到场，这就丧失了回国的机会。

同一天晚上，86集中营的投敌败类对坚持回国的战俘进行了杀戮，当场打死4人，打伤数百人。就是这样，第二天仍然有多人冲破封锁，来到7红色战俘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有8批战俘冒死进入7红色集中营，这些人最终都回到了祖国。

在此期间，被我方看押的，在朝鲜碧潼的美军及其仆从国战俘，穿着新棉衣，不但吃得饱、吃得好，还能看到演出和电影，我军管理人员还为他们组织了运动会。他们的战俘在遣返时，纷纷对我管理人员表示感谢。

交换战俘的真实场面

板门店接收战俘

根据战俘遣返协议规定，一切不直接遣返的战俘，应于停战协议生效后60天内，由羁押一方在朝鲜境内将战俘交给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印度组成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我 高层领导也知道战俘营情况极其复杂，很多营已经被投敌分子控制，还有很多人身上被刺了反共文字。有人担心回国后无脸见人，也有人担心当了俘虏，回国会受到处理，疑虑重重。为此，我方发表了《金日成元帅、彭德怀司令员告被俘人员书》，表示“迎接你们返回祖国”、“切望你们归来”。中国人民 在开城的谈判代表团，专门在年6月组织了“解释代表团”帮助战俘顺利归国，“解释代表团”主要领导有李克农、杜平、乔冠华、丁国钰、柴成文。同时成立了团机关，机关下面设若干大组和小组。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终于使汇集于战俘营的中国战俘踏上了回归的路程。

7月30日，0多战俘从济州岛登船起程，然后换乘火车到板门店，在这里进行了战俘交换。双方的战俘形成鲜明的对比，我方战俘衣衫褴褛、瘦得皮包骨头；美军战俘个个红光满面，不断向我管理人员道别。8月2日，第二批战俘从济州岛登船，8月5日，第三批多人从济州岛登船，海运3天到达仁川，再换乘火车……

战俘遣返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水路，从济州岛乘船，经仁川直达板门店，另一条路线是从济州登船到釜山，乘火车经过汉城到汶山、板门店。在遣返途中，美军再次采取不给水和食物、扔毒气弹等卑劣手段折磨 战俘，企图将他们置于死地。

到达汶山的多战俘是最先见到祖国代表的，8月4日上午9时，中国红十字会代表潘芳在美军上校及各国记者的陪同下，向汶山俘虏中转站走去。他沿着铁丝网前行，看到了骨瘦如柴，只穿一件破裤衩的战俘们正在搬运东西，他喊道：“同志们，我是中国红十字会代表，代表祖国人民来看望你们，迎接你们回国……”战俘们听到了这亲切的声音，立即向铁丝网拥去，很多人都泪流满面，放声痛哭……”

红十字会的同志大声喊道：“同志们，你们热爱祖国，为了回国进行了不懈斗争，祖国人民是知道的，都在怀念你们，感谢你们！”

骨瘦如柴的俘虏们纷纷把手伸过铁丝网，去握祖国代表的手，站在后排的俘虏们则摇晃着胳膊，流着泪水大声呼喊:“祖国万岁！”“毛主席万岁！”一时间，口号声与哭泣声交织在一起。

8月5日起，我国正式在板门店接收被遣返的 战俘。

板门店是朝鲜开城到汶山中的一个小村子，因为停战谈判的地点设在这里，小村庄成为全世界注目的地方。为了迎接饱经苦难的 战俘，我方和朝方一道做了精心准备，在接收区搭设了巨大的彩门，彩门上面用朝鲜文和中文写上醒目的大字“祖国怀抱”，两边还有鲜艳的中国国旗和朝鲜国旗。当 战俘们乘坐着美军的汽车，一批一批向板门店进发时，大家说不尽的激动。当远远看到彩门和中国、朝鲜国旗时，汽车上立即沸腾了，战俘们开始高呼口号，还有的唱起了革命歌曲。当汽车开到彩门前，还未停稳，衣着褴褛的战俘们立即跳下车，直奔彩门。朝鲜李相将军、 丁国钰将军亲自迎接，大家抱在一起，很多人激动得失声痛哭。在彩门到招待帐篷的路上，还有很多朝鲜和中国青年举着国旗和鲜花向他们致意。

战俘先在临时搭建的招待帐篷里，吃饭、洗澡、消毒（美军在朝鲜曾使用细菌武器），然后领毛巾、肥皂、衣物等日用品。 战俘在临时帐篷滞留期间，首长李克农（外交部副部长）、黄华（谈判代表团中方代表）、杜平（ 政治部副主任）都先后前去慰问。随后， 战俘穿着新军装，乘汽车转赴开城。开城在朝鲜的中西部，是一个较发达的中型城市，曾是高丽王朝的首都，商业发达，名胜古迹也很多，谈判期间，这里被列为中立区，我方谈判代表团一直住在这里。这次上级让 战俘在这里稍做停留，也是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休息。在去开城的路上，战俘们的车队，再次受到热烈的欢迎，道路两边，老人和孩子、妇女，手里拿着各种颜色的小旗，不断地挥舞，高喊着欢迎的口号。

开城东南广场边的高楼上，挂着大幅标语:“向坚持敌后斗争的归来人员致敬！”空旷的广场中，已经撑起上百顶军用帐篷，作为接待站，每个帐篷里，四角放四张行军床，床上铺着绿色毛毯，桌上整齐地摆着上写“中国人民关怀着你们”的慰问袋。8月9日，在广场上，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遣返委员会副主任王迪康代表 领导宣读了慰问信，他在慰问信中，对 战俘在集中营的斗争，给予了高度评价。他的讲话，激起了归国战俘们的共鸣，“祖国万岁！”“毛主席万岁！”激昂的口号声不断在会场响起。

战俘中职务最高的吴成德（第一八o师政治部主任）回忆说：“我到开城的第二天，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谈判代表团中方代表黄华、丁国钰都到接待站来看我，我谈到了敌人在战俘营如何搞乱神经，以达到获取机密的经过。”曾领导 战俘开展对敌斗争的赵佐瑞还受到了乔冠华的亲切接见。乔冠华热情赞扬说:“你们在战俘营里的一系列斗争，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是有很大影响的。”

9月30日，留在开城的战俘营主要领导和骨干，还应邀观看了开城大礼堂的京剧演出。参加观看的还有金日成和 首长及遣返委员会中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大家甚感荣幸。

不难看出，当时军队和政府的高层领导，对 战俘的看法是正确的，肯定了他们在战俘营中的斗争和保持的民族气节，欢迎他们回国参加工作。

交换战俘的真实场面

归管会对回归人员的错误结论

从8月中旬开始，被遣返的 战俘分批乘火车返回祖国。进入中国国境后，沿途的欢迎依然热烈。在祖国的大门口丹东，火车站上人山人海，锣声、鼓声、口号声响成一片。“欢迎 光荣归国”的大标语格外醒目。火车刚停稳，当地党、政、军首长就走进车厢，一边和大家亲切握手，一边说：“同志们，你们受苦了！”“祖国人民欢迎你们归来。” 战俘们一个个感动得哭出声来。

6多归来者是从两条铁路线汇集到昌图的，昌图是辽吉线上的一个县级火车站，在沈阳以北约20公里，位于铁岭与四平之间。归来者下了火车，在归管处的安排下，改乘汽车到昌图老城县政府所在地，再改乘胶轮大车从老城到金家镇。运输持续了半个多月，一路上依然有人欢迎。归来者到金家镇后，先后编为教导一团、教导二团、教导三团。分别住在金家镇、小四家子、大四家子、五家子等村。后来作了调整，排以上干部都编在了教导三团一营。归来者到齐后，召开了最后一次欢迎会。归管会主任郭铁作了热情的讲话。大意是：你们在敌人集中营里长期受到敌人虐待，身体受到很大摧残，现在回来了，首要的任务是好好疗养。周总理已有指示，所有归来人员，一律中灶待遇，全部细粮，每天四菜一汤。近年来的影片也陆续调来给大家看，也算是补课吧。郭铁的讲话博得了大家的热烈掌声。

归管会归东北军区领导，执行师一级领导权限，下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尔后，人们渐渐知道，归管会原来就是 总部设在朝鲜碧潼管理美军战俘的“战俘管理处”。但是，当时大家并不在意。祖国人民的浓浓深情、上级的殷切关怀使大家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归来之前的自卑感、耻辱感、惭愧感减轻了很多。

前3个月，归管会主要是给归来者医治伤病，恢复身体。同时，通过学习、报告、电影、报纸使大家熟悉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情况。从月中旬起，开始政审，整个过程分为动员教育、检查交待、作出结论、安置处理。

动员学习阶段就很有针对性，在领导动员讲话后，陆续放了电影《钢铁战士》、《赵一曼》、》《丹娘》、《狼牙山五壮士》、《刘胡兰》、《勇敢的人》、《八女投江》等影片。同时，召开了极其隆重的追悼大会，追悼在战俘营坚持斗争、反对刺字、抵制“甄别”牺牲的干部战士。很快，归来者就意识到，进行这些教育，就是要大家用烈士气节来对照自己。

到了检查交待阶段，每个人都要按照上级布置的“交待提纲”逐条交待。同时，搞了一个“检查交待”的“示范连”，让他们对照《党员八条标准》和《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检查自己，而后把他们的“检查交待”在归管处大范围推广。示范连的很多人，纷纷在交待中给自己上纲上线，自己承认“贪生怕死，被俘投降”。最后，没有负伤被俘，被俘时没有反抗、举起手的都成了投降行为。

过了一段时间，归管会又下发文件，在文件中强调“共产党员是不能被俘的”。归来者都按党员标准衡量自己，这样一衡量，个个都不符合标准。也有人问：在战俘营里进行斗争说不说？领导回答，现在是交待问题的时候，不是表功的时候。

党在历史上那一套“左”的做法越演越烈。交待中，一个人一个人过关，大家大会小会“帮助”。“帮助”的人全凭想象，追查越严越“革命”。谁按领导要求讲，丑化自己、歪曲自己，给自己上纲，就受表扬，反之就会受到批评。当年在苏区打“AB团”、“改组派”的做法，再次重演。这样的结果，使得很多人违心地承认“泄露军事机密”、“有变节行为”等罪状，这又为以后不公平地处理这些战俘，提供了“事实”。

尽管这样，2月底做政治结论的时候，归管会没有过分苛责回归人员，“恢复党籍”、“恢复团籍”、“恢复军籍”的占了约80%。

3月份，党内开展了反对“高饶反党集团”的斗争，这本来是中共高层的事情，但不知为什么，很快波及到战俘归管处。3月下旬，大军区来人，传达了新的精神，对回归人员的政审要从严、“提高标准”。一夜之间，情况发生巨变。原来的鉴定不算数了，对归来者的处分普遍加重，“恢复军籍”的，大部分改为“承认被俘前军籍”；把党内受轻微处分的，大部分改为“开除党籍”；连以下人员一律复员。原五三九团教导员李明听到归管会给他的结论是“开除党籍，承认被俘前军籍”时，头一下子懵了。他在战俘营里，组织了“共团会”带领大家冒死与美军斗争，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3岁偷着跑到游击队，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落得这样的下场，难以接受。他去找领导，领导说：“很多同志都牺牲了，你们怎么活着回来了？”30多年后，他谈起这件事情，仍然老泪纵横、失声痛哭。

第一八一师文化教员史振荣是陕西著名烈士史志舟的遗腹子，他是在患重病，发烧昏迷在担架上被敌人俘虏的，在战俘营里与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最后的结论是“承认被俘前的军籍”。他满腹痛苦，无奈地拿着复员证回乡。

到了5月份，鉴定基本结束，除30多位因伤残住院治疗、后转业外，其他回归人员大部分复员回乡。

交换战俘的真实场面

漫漫回乡路

从年5月起，归来者带着满腹惆怅，陆陆续续离开昌图，一批一批的踏上回乡路。

当初，他们很多人都是带着大红花、肩负着亲人和祖国的希望、踏着欢送的锣鼓点走上抗美援朝战场的，如今却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独自往家走，其沉重心情无法言表。离开昌图前，很多人提出去北大荒或者去下煤窑，但都没有如愿。

四川籍的第五八三团指导员李正华，参加抗美援朝前回过家，被家乡人民寄予厚望，但因为被俘开除了军籍，他实在无法面对乡亲们。火车到成都，他没有与难友们告别一声就失踪了，从此渺无音讯。

连职干部南阳珍乘坐火车回家乡洛阳，到了终点站，他竟然哭出声。他的痛苦，引起了一同回乡战友的共鸣，也有几个人跟着掉了泪。他背着铺盖，来到灵宝县“转建办公室”，办公室人员看了他的介绍信和证件，又看了他的结论，当看到“在朝鲜战场，右倾保命，缴枪被俘”时，就问他：“你在朝鲜战场被俘过？”他点点头，工作人员问：“你是哪个村的？”南阳珍怕玷污了全村，支支吾吾半天也没有说明白。第二天，他没精打采地背着铺盖向自己村子走去，40里路，走了整整一天。到了家里，家里人又喜又惊。喜的是他从朝鲜战场上回来了，惊的是他竟精神恍惚、没有穿军装。表哥有些不放心地问：“你当兵七八年了，也是个干部了吧？”南阳珍小声说：“是个干部。”表哥又说：“咱们家，有你这么个党员、干部，大家脸上都有光彩。”南阳珍看到不说不行了，低着头说：“表哥，不瞒你说，我在朝鲜战场被俘了，党籍已经被开除，现在已经不是干部了。”表哥听完，当时就发怒了，质问：“你为什么被俘？”说着，还把烟锅子在炕沿上敲得“当当”响。

林模丛养父当过蒋介石的速记秘书。但是，他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不到20岁就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 。在战俘营里，他拒绝了利诱和恐吓，坚持不去台湾回大陆，但政审结论时被开除了团籍。回到四川老家后，他报考大学，被四川大学历史系录取了。到大学后，读了一个学期，赶上了“交心”运动。一天，学校人事科长找他谈话。科长说：“今天找你来，有个重要的决定通知你。你参加过抗美援朝，还被俘过，是吧。”

林模丛说：“是。那是在被数倍于我的敌人包围后，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发生的。”

科长说：“大学是为国家培养有用人才的学府，你在朝鲜被俘过，还开除了团籍，经川大党委讨论决定，把你除名回家！”

林模丛一听脑子就懵了，顿了片刻，他突然说：“我不同意这个决定，我的问题东北军区已经审查过，我的结论是恢复军籍，承认我是合格的军人。怎么，被俘过，连上大学的资格也没有了？”科长说：“你的理由我们可以反映，但是校党委的决定不能改，你得离开学校。”后来，林模丛因生活无着落，被当地民政局安排到农牧场去种庄稼。

曾在五次战役中代理指导员的王福海，回乡后自强不息，踏实苦干，当过村长、副乡长，又到县信用社当社长。后来上边来人考核干部，发现了他档案里有被俘记载和“内控”结论，就把他职务免了，让他去搞四清。搞完四清，什么职务也没有了。像这类情况，在回乡的战俘里，可谓比比皆是。昌图归管处的错误决定，害了他们一生。

结束后，交战方在板门店交换战俘

尾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开始了大范围的拨乱反正。 被俘归来人员开始了上访和申诉。他们的命运，引起了中共中央高层的注意。当时很多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同志、老首长还健在，他们也到处呼吁，积极争取纠正昌图归管处对归来者所作的错误决定。终于，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发了（80）74号文件，文件指出， 被俘归来人员“始终心向祖国，在一些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的组织领导下，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争取遣返回到祖国”。

98年0月5日，解放军总政治部转发了山西省军区《关于 被俘人员复查处理情况的报告》，督促各省、市抓紧落实归来者的复查处理。

98年0月27日，解放军总后勤部财务部发布了《给 被俘人员补发复员费的通知》，从经济上给予归来者以补助。

年，民政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又联合下发了《关于检查中发（80）74号文件执行情况的通知》

当年坚强的 被俘归来人员，在风烛残年之际，陆续得到了清白。但是，他们给社会留下的，是不尽的思索。

最高被俘军官的悲惨命运

吴成德资料图

的第五次战役，由于众多原因是 损失最大的一场战役。在此之前美军俘获我军战俘仅为余人，自第五次战役后，我军被俘人数剧增，一下高达万余人（有很大一批是来不及撤下来的伤员）。仅80师就有近5官兵被俘，其中 最高被俘军官是60军80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这也是整个 中我军被俘的唯一高级军官，此外此战80师还有一些团、营、连、排级干部也相继被俘，这不能不说是 中 的一个巨大损失，至少这对 高级指挥员的信心上是一个打击，所以才会由原已计划好了的第六次战役迟迟没被打响，最后因多种原因搁浅。（详见： 中 为什么没有打响神秘的第六次战役？）

让我们今天以公正、客观的心态来看吴成德，这个昔日出身于一名教员的极具传奇色彩的高级战俘，从作战到被俘以及遣送国内历经种种磨难的整个过程，都不能不被这个大无畏的的英雄始终秉承军人本色，坚持原则、英勇无畏地对敌斗争所感动。吴成德从始至终都无愧于军人的光荣称号，铁血丹心，昭日可鉴。

80师在第五次战役第三阶段由于先后承担对敌攻击、战略掩护、撤退过程时又接到军部多封急电，临时加上了掩护上千名友军伤员的任务，延误了返回的最佳时机，最终被美军重装甲部队合围。后师长亲率多名骨干人员，丢下大部突围，吴成德当时也在突围队伍中。在突围时由于遇到了多名 伤员，吴成德率一些警卫人员脱离了师指的突围队伍，选择了与这伙伤员在一起突围，结果再次错过了摆脱敌军的最好时机，这支部队不幸成了突围队伍中最为艰难的一支队伍，在与敌军、饥饿和艰苦的环境顽强斗争的过程中，队伍由于战斗牺牲、疾病、饥饿等种种原因又逐渐分散行动。吴成德与他身边的33战友，在语言不通、地形陌生、断粮断弹的敌后仍坚持游击战达4个月之久，多次成功设伏敌军车队，消灭了20多个敌军，最后吴成德与所剩3人于年7月0月因弹尽粮绝下山寻粮，终因体力不支不幸被早已严阵以待的美军生俘，有一战士在生俘时手榴弹后盖已经打开，但已经无力拉弦。

被俘后吴成德为保守机密，始终只承认自己是一名普通的 伙夫，为此遭到美军的种种折磨。后美军已经认定他就是吴成德，是所俘获的 级别最高的军官，有很大的利用价值，就威逼利诱他去台湾，吴成德不惜以死抗争。一天他用背心套带上吊自杀，结果因套带不结实掉了下来被敌人发现。他又产生越狱的想法，并利用一个雨天的后半夜，从小窗户钻出去，爬出铁丝网走了二三百米远，但不巧被大铁网周围的卫兵逮住，将他捆起来毒打一顿，并钉上了手铐脚镣，又关进了一个水牢，后来的吴成德还曾用绝食来抗议敌人。

美军对吴成德百般折磨不见效果，就又想办法软化和瓦解他：“你只要答应去台湾，答应刺反共字，就可以获得自由。”吴成德明确地告诉敌人：“你们不要再打我的主意了。让我放弃原则来换取自由，那是永远办不到的。如果背叛祖国换取自由，就是自由了，也是一个政治上的死人，倒不如我死在这里。”后美军又派来一名女特务企图拉拢他的感情，但也无功而返。在吴成德被秘密单独监禁在釜山期间，美军还曾使用高分贝噪音、强光束照射、超高频微波刺激等现代化酷刑强迫吴成德去台湾，吴成德始终宁死不从。朝鲜停战后美方不得已将吴成德交还中方，年9月6日，吴成德与被扣留的38名战俘乘美军遣送车到达板门店，返回祖国。

回到祖国的第一个落脚点是辽宁省北部昌图县的金家镇。当时奉命接管这7多名战俘归来人员的组织叫“ 归来人员管理处”，是 管理俘获美军俘虏的战俘管理处改过来的。刚开始的３个月，他们主要是恢复体力、医治创伤和熟悉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现状。此后，开始进行整训，整训的主要内容是政治审查和根据审查的结果进行组织处理。政审从年月中旬动员开始，到第二年的8月结束，经历了动员教育、检查交待、作出结论和安置处理4个阶段。当进入检查交待阶段，吴成德和战友们就感到气氛有了变化。比如：被俘了，这本身就是“丧失气节”；被敌人审查时，讲了敌人知道的情况，这是“暴露秘密”；采取灰色、隐蔽方式进行地下斗争，就是“动摇”等等。归来的战俘作交待一次又一次，自我上纲上线越来越高，有的甚至违心地说假话、说谎话。大家都虔诚地涂抹着自己越来越“黑”的面孔，直至达到“被俘即失节，失节即叛变”的认识，才算通过了检查。年审查结束后吴成德受到了不公正的处理即被开除了军籍，开除了党籍，而且连处分决定也没让他看。吴成德后多次申诉，要求东北军区首长接见，更要求到北京面见毛主席，但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如同白日做梦，都未能实现，只被安置在辽宁省盘锦农垦局大洼农场任副场长。后据小道消息：当时的毛泽东主席曾转话问他为什么活着回来？。

[转自铁血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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