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从成功劫狱到四把手

年的授衔群体中，很多将军脾气不好，其中还有一位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一段时间成为排名第四的领导人，可资历很深。

他脾气比较刚烈，按理来说任何人对于脾气差的人都没有好感，但导师却偏偏很喜欢他。他就是陶铸，与导师同为湖南英杰。

说起陶铸的脾气，那是真大，只要自己生气，不管对方是谁他都敢发脾气。包括导师都受过他的白眼，但是导师从来不生气。

当然这其中是有原因的。第一因为陶铸本人打仗十分勇敢从不畏缩，第二陶铸很听指挥，不会特立独行。

陶铸自从加入到革命中后，立下了不少战功，到了解放战争后，他的工作重心从军事上放到了政治上，先后担任辽宁军区政委，辽宁省委书记等职务。

陶铸还在南方待过一段时间，在广西地区土匪出没频繁，陶铸来到这里后，这些土匪就销声匿迹了，百姓终于过上了安定生活。

除此之外，陶铸还曾担任过大学校长，为我国的教育事业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不得不说陶铸也算是个全才。

文化大革命中，陶铸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成为党内第四把手。但由于在主抓文化大革命工作中得罪了林彪、“四人帮”集团，几个月后，陶铸就被剥夺了一切权力。

与江青对立此段仅供参考

国庆节后，陶铸的眼神突然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回到家里坐下歇息的时候，总是用手指无意识地在沙发上划来划去；或者背着手，低着头在室内很不安地踱来踱去；眼神沉郁，面色灰黯。这种心事重重的神态引起曾志的 　　“你们有什么资格骂我，我干革命的时候，你们还没有生下呢，如果我是国民党，你们岂不成了国民党的儿子和孙子了吗！”当然，这种争吵是不会有好结局的。“播罢‘红灯’、‘海港’时，窗灯射目壁如灰。梦魂欲觅终难觅，怕听钟声鹊噪枝。”从这首小诗中，我们可以想像出他当时的情景。到了一九六八年三月底，对陶铸的看管又第三次升级，警卫人员增加到两个班，在屋里设了三个岗位。一个在房门口，一个在房后门，第三个像影子似的紧紧盯在陶铸身边，写字时站在椅子后，睡觉时站在床头，吃饭时站桌边，上厕所时站在面前，我俩说话时也是贴身而站。 　　这是江青一伙设计的一种精神酷刑，它使你分分秒秒都处在一种充满敌意的、冷冰冰的盯视之下，真如芒刺在背、鬼魅缠身，比五花大绑，更使人感到紧张、沉重和痛苦，神经稍微脆弱的人，非精神失常或自杀不可。然而，陶铸对这种精神折磨却处之泰然，他以超人的意志和坚强的信念，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宁和坦然的心境。在看守的眼皮底下，他竟然能够旁若无人、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地干着自己的事情。 　　为明心志，陶铸用毛笔写了一纸，端端正正的摆在桌上：“自杀，就是有见不得人的事，不想把自己的问题弄清楚。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就是你去见了马克思，问题还是弄不清楚。那也不要紧，事实终究是事实，最后还是可以弄清楚的，我相信我自己的四句话：‘性质’纵已定，还将心肝掏，苌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陶铸每天都用大量的时间拚命读书，除了马列和毛主席着作外，对历史书籍和唐诗宋词也很有兴趣，但是最心爱的还是那部《名臣录》，他每每以那些古代的直节忠臣而自比。在一首诗里，他写道：

　

#字廊前花木森， 　　风送芬芳入杳冥。 　　静坐偶欣惟蝶舞， 　　夜眠深苦是蚊鸣。 　　汉家狱辱因何怨， 　　宋室廷刑岳慨承。 　　人世烦冤终不免， 　　求仁奚用为身名！

陶铸还酷爱书法。书看累了，就提起毛笔练字，以陶冶和安抚性情。没有宣纸，就用旧报纸来代替。两年多的时间，他将家里的新旧报纸都写光了，摞起来足有两米高。一九六九年他被遣送到合肥后，我打扫北京家里房间，望着这堆报纸，好一阵酸楚袭上心头，也许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陶铸了！我随便从中抽出几张来，留作永久的纪念，其余的付之一炬。一九七〇年，陶铸去世后，有一天女儿整理他的遗物，顺便翻了翻我留下的这几张报纸，意外地发现，在许多旧诗词当中，竟夹着他自己的诗和词，我没能把绝大多数报纸带出来，真是痛悔莫及。 　　正是凭着这样的机智，他才得以在看守的紧盯之下，用诗词抒发了自己的满腔悲愤、刚直的气节和磊落的襟怀。除了以上引用过的几首外，还有一些寓意很深的诗，如：

　　

料峭风寒花独开， 　　孤芳心事费疑猜。 　　成尘我爱香如故， 　　妒忌无端究可哀。 　　独自沉吟独自宽， 　　熬膏煎血又年年。 　　每忆莫愁湖畔月， 　　头颅惨白不成妍。

　　批斗会以后，陶铸双眼喷火，高声说“要不是相信共产主义，老子今天跟他们拼了”；发现陶铸生癌，周恩来组织了第一流的专家参加医疗小组；陶铸凭信念活着，痛得死去活来，也不哼一声；汪东兴的一番话，如同五雷轰顶。一九六八年八月，在天安门召开了百万人的“批斗刘邓陶大会”，为了互相响应，在中南海分三个场子，分别斗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斗陶铸的有三百多人，我被拉去陪斗。我看见有几个人把陶铸的脑袋使劲往下按，把他的双手反剪着，陶铸则进行着反抗，拚命把头昂起来，于是几个人围上去对准他一阵拳打脚踢，额头上顿时鼓起几个鸡蛋大的肿包。为了拍实况纪录片，这场残忍的闹剧足足持续了三个小时。 　　我俩心碎神疲地回到家中。正在家中养病的女儿，两眼红肿，颊上还挂着泪痕，端着盆热水走过来，想让我们泡泡那双站得浮肿酸痛的脚。女儿发现了父亲额上的血肿包，扑上去想给揉揉，陶铸一把推开她，脸色惨白，双眼喷火，高声说道：“如果不是相信共产主义，老子今天跟他们拚了。”我那时病痛交加，瘦得只剩下六十多斤，经过这场野蛮批斗以后，更显得虚弱不堪。陶铸悲愤交集，指着我对看守说：“你们为什么斗她？难道这个样子斗我还不够吗？她是个病人呀！”说到这里，两行老泪顺着他憔悴的面颊缓缓流下。一九六八年国庆节前后，陶铸突然说头晕，眼花，想呕吐，但无人过问。拖到一九六九年元月，又出现胃部不适和恶心呕吐，全身酸胀，毫无食欲，请来医生看看，也只是随便给点胃药和去痛片，病情仍然不见好转。到了三月份，陶铸的眼睛和皮肤变黄，我央告医生，仍然不予理睬。直到三月中旬，才来了位医生，检查腹部，发现右上腹有一个馒头大包块。草草诊断为肝炎，便将陶铸送进三〇二医院传染病房。入院后检查，才搞清不是肝炎，是胆囊部位的癌症，需要立即动手术。病情上报给总理后，总理批示要积极治疗，医院的董芳宗主任主刀，三〇一医院的陆惟善主任做第一助手，医院的麻醉科主任负责麻醉，医院内科主任吴杰也参加医疗小组。这个阵容，确实是国内第一流的。陶铸又被从三〇二医院转到三〇一医院的外科。他们将陶铸病房的窗户用木条钉死，下面的两块玻璃用报纸糊上，四个警卫轮流在门口监视着，哪里还像什么病房，十足的牢笼！ 　　动手术需经家属和本人签字，他们怕陶铸不同意，动员我去做说服工作。哪知医生刚说明意图，他二话没说就签字了。我们当时没敢告诉他是癌症，只说是胆管堵塞，需要做胆囊切除术。但是陶铸心里很清楚，只是没有道破罢了，一直到死，他都没有去追究自己的病，只是有一次，他实在疼痛得太厉害了，才脱口说了一句：“没想到癌这么痛！” 　　我给汪东兴写了封信，医院看护，但是直到手术后第三天的下午，才让我去探视。陆主任向我介绍了手术的情况，他说给陶铸做的是胰腺癌根治术，是普通外科最大的手术，手术进行了八个多小时，除了切掉胰头的癌瘤外，还切除了胆囊和十二指肠，胃切掉三分之二；大网膜去掉了四分之一。在白罩单的映照下，陶铸显得格外瘦削萎黄，两个鼻孔、伤口及手臂上，全都插着管子。但是他很平静，脑子也很清楚，见我来，用眼神和手势向我示意：一切都顺利，请放心。 　　但是手术后第四天，病情却急转直下。由于严重的肠胀气，将手术切口撑裂，大量的腹水向外流淌。医生用吸引器不停地抽吸胃肠液及胆汁，每天要抽出四千毫升又黑又腥的液体。随后陶铸又并发了可怕的肺炎和胸膜炎，持续高烧，神志模糊，生命垂危。我去看他时，见他正处于昏睡状态，我连声唤他，好不容易才睁开眼睛，见到是我，便喃喃地说：“曾志，看来我过不去了。亮亮，你要好好照顾亮亮……”还想再说什么，一阵膈肌痉挛，打呃不停，随即寒战高烧，又昏迷过去。 　　谢天谢地，危险期总算度了过去。在医院住了两个来月，他恢复得很快，回到家来，能在走廊散步一个小时，看书习字一坐就是两个小时。一九六九年九月下旬，陶铸又感到腹内阵阵疼痛，发低烧，脉搏微弱，医生诊断是癌肿扩散，已无法治疗，只有用止痛剂和麻醉药来减轻痛苦。 　　我至今想起他那副痛苦的样子，仍觉心中酸楚，那是言语难以形容，常人难以想像的精神加肉体的双重疼痛。他常常痛得在床上东倒西歪，前趴后仰，大汗淋漓，不能进食，每天只能吃点流质，虚弱得连大便的气力都没有，需要我用手去抠。陶铸以惊人的毅力向病魔挑战，任凭痛得死去活来，也咬紧牙关绝不哼一声。我劝他：“忍不住你就哼几声吧，也许会好一些。”他说：“你已经够苦了，听到我哼，会更难受……”此时的他，与其说凭肉体活着，不如说是凭信念、凭意志活着。 　　对陶铸悲惨命运的最后一击，终于降临了。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五日早上七点钟，汪东兴派人来叫我去，对我说：“要紧急疏散，有可能爆发战争，陶铸要疏散到安徽合肥，你怎么办自己决定，随陶铸去也可以，但去了以后不准与外界通讯，不准与任何人来往；不随他去就去广东插队劳动，但必须与陶铸断绝联系。” 　　我如同五雷轰顶，勉强自持，问道：“什么时候走？”“明天。”“明天不行，陶铸病得很重，至多也只能活两三个月，我要为他准备一下。”“那就十八号！陶铸到那里后，每月给他一百元生活费，生活自理。”我回去后，将汪东兴的话如实相告，陶铸沉思良久，然后毅然决然地说；“你千万不要陪我去，我活不了多久了，你去也帮不上忙，何苦再牺牲你？你要争取和亮亮在一起，你们能在一起，我也就放心了，我们只有她这一个女儿……” 　　第二天，中直政治部王良恩主任来谈话，陶铸躺在床上平静地说：“好吧，我同意离开北京。”王良恩又说：“审查你的历史，你有变节自首的政治问题。”陶铸冷冷地说：“我已经是油尽灯残的人，你们尽可随意给我做结论。但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有权利保留自己的意见。我相信历史会对一切做出说明。”此生此世，我们在一起只有三天的时间了，我强压悲痛，为他收拾行装。他考虑得很周到，请我帮他装了一箱子的书；要我买一双雨鞋和一把伞，因为很可能要到室外上厕所；还要再准备一床薄被里，以便自己换洗。我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替他洗个澡，我估计去合肥后，是不会有人为他洗澡的。我把水放好，再把他扶起来小心翼翼地放躺在澡盆里，慢慢地为他擦洗，我望着他骨瘦如柴的身躯，灰暗的面容，心中无限的凄凉。我问他还有什么话交代，他说：“我怕是难见到亮亮了，你看到她，要告诉她，爸爸对不起她，让她跟我受委屈了。但是爸爸在政治历史上是清白的，是对得起她的，希望她要坚强，要紧跟毛主席好好做人，好好生活，把小亮带大。”他要了亮亮、外孙小亮和我的小照片，包好后放在内衣口袋里。他说相片在我怀里，就好似你们时刻都在我身边。我说你一定要力争活着，只要活着就有希望。生离死别的三天，我们就这样互相勉励安慰着，没有说一句凄切的话，更没有掉一滴泪。十八日这一天，无情的分别到了，我炖了一碗鸡汤，烤了一片面包为他送行。由于他肠道已经梗阻，所以吃了足足有一个小时。他说若不是为了你，我是什么也吃不下的。上路的时间到了，护士替他打了一针杜冷丁，顿时就觉得精神好了许多。他将毛衣、棉衣、大衣都穿在身上，但仍然感到冷。我曾要求送他去机场，没有获准，只好在家门口送行。陶铸拄着手杖，镇定自若，庄严凝重地一步一步地走出家门，踏上了他生命的最后一段路途。我们微笑着握手，郑重地道再见；我为他打开车门，两人再次地握手；车开走了，我们依然互相挥手，向对方致以最后的敬意。 　　一周后，我也搬出了这所留给我无限思念、无限苦痛和无限空虚的家。我知道陶铸将不久于人世，他将凄凉而孤单地走完这人生的最后一程，但他情愿牺牲自己，来换得我一个自由。我现在反而无法想像，当时我们的诀别会是那样的冷静，那样的从容，那样的坚强！我们微笑着做了这一生一世的最后告别，彼此都没有流泪，因为泪水已无法表达我们那种渗透骨髓的痛苦和依恋。十一月三十日，陶铸在合肥悄然病逝。那些人假借烈性传染病，深更半夜以白单裹尸一烧之了。死前不许我们去，死后也不准去料理后事。从我们分别到他逝世，只有四十三天时间。他满含冤愤悲怆，连同他未竟的事业，以及弥留之际未能与亲人诀别的遗憾，孤单单、凄凉凉地去了。陶铸从一九六六年六月走马上任，到一九六九年十月抱病离京，我俩相依为命在“#”字廊生活了三年多。我补偿了以往由于工作繁忙，或者说是个性好强，而被忽略了的妻子的义务；作为报答，陶铸赠我一首诗，是用钢笔写在一片小纸上的。我小心翼翼地将它卷起，用塑料纸包紧，缝在棉衣里。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了，我才把它拆出来，公之于世，立即受到群众的喜爱，并被广为传颂。

　

　赠曾志 　　重上战场我亦难， 　　感君情厚逼云端。 　　无情白发催寒暑， 　　蒙垢余生抑苦酸。 　　病马也知嘶枥晚， 　　枯蔡更觉怯霜残。 　　如烟往事俱忘却，　心底无私天地宽。

题外话：

北京今天晚秋时节，回忆天阶夜色凉如水！

而90年前厦门那个初夏，陶前辈热情如火！

从年4月下旬起，陶铸就和精心挑选出来的特务队11名人员，在鼓浪屿进行了为期4周的秘密训练。 　　

劫狱日期定在5月25日，因为这天是星期天，军警各界放假，长官不到机关办公。

当天，来监狱附近的南普陀寺上香的游客川流不息，厦门的一些党团员和工人、学生，混在游客中，掩护劫狱。

10余名接应队员化装成游人、摊贩等，按照预定时间，到达思明县政府附近。准备接运出狱人员的两只木帆船，也悄悄停泊在监狱附近直通渔港的打石宇堤边。 　　

陶铸带领特务队的11人来到思明监狱，分为外队和内队，内队6人，以探监、找同事为名进入监狱，打开牢门。外队5人是劫狱的主攻队，由陶铸亲自率领，对付门警和思明县政府的警备队。 　　

一切准备就绪，陶铸向内队发出行动信号，两人一组，分三批进入思明监狱。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监狱看守所副所长发现一名队员有些可疑而动手搜查，另一名队员见势不妙，一枪将其击毙，同时还一枪打死一名正想抵抗的看守。 　　

就在内队的6名队员进入监狱时，陶铸和外队的5名队员，击毙了县政府执勤门警，迅速冲进县政府大门，陶铸开枪打死警备队长吴广成和另一个警备队员，其余敌人四散逃命。　

进入牢内的6名队员，钳断了牢房的铁锁。40多位战友在刘瑞生的指挥和特务队员的保护下，一个紧跟一个冲出牢门，整个行动仅用了10分钟。

我方无一伤亡。 　　

散布在县政府附近的接应队，每人带领三五名越狱者，迅即撤离，乘船前往闽西根据地。

不清楚陶前辈在合肥，还能否想到这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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