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不决定你的命运抑郁遗传吗译

原文名：IsDepressionInherited?

原作者：DaphneMerkin

译者们：

我最开心的一些时刻是作为一个母亲的时候。尽管我一直都是一个不开心的人，一辈子都在和即将降临的黑暗作斗争，并且不是总能战胜它，但我还是要这么说。

那些时刻要回溯到几十年前——在BlockIsland一个租住的小别墅的夏日早晨，当时，作为一个习惯性晚睡者，我会被我十个月大的女儿在黎明刚过之后吵醒，我的女儿Zo?站在她的婴儿床里，兴高采烈地对我咯咯笑，急切地想开始新的一天。也有最近发生的一些时刻，当如今22岁的Zo?和我对我们最近才看的一部电影开始长长的分析性讨论时，我被震撼了——她的思维以与我截然不同的方式运作，但我们又有着一些相似的知觉习惯。

在和抑郁症长期的斗争中，我曾在我女儿出生后数次被送入精神病院。我第一次入院时候，她6个月大。第二次时，她7岁。最后一次，她18岁。我担心那些的离别对她的影响，即便这些分别相对短暂。我也担心和我这样一个要不断抗争才能保持正常的母亲一起生活对孩子的影响。（Zoe四岁时候，我就和她的父亲离婚了。我和Zoe很长时间是相依为命。）虽然我知道抑郁不是会从别人身上传染而得的病，不像出水痘。我担心我的脆弱“沾染”到女儿身上——也许她会学着我的糟糕榜样应对生活中那不可避免的困境。我从不会忘记当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6、7岁的样子，有一个晚上，我因为什么事情对她生气了，她从厨房里拿了一把刀到自己的床上声称要自杀。我记着她穿着她最喜欢的睡衣，上面有一个粉色的蝴蝶结，当她说到这个的时候，与眼前的情形是怎样的一种格格不入，她还只是一个晚上7：30就上床睡觉的小孩子啊。

我很惊恐，跑进她的房间，夺走刀子并试图安抚她，为她念故事一直到她睡着。她没有再做出过这样或类似的事情，但即便是我在回忆这件事的时候都感到深深的愧疚，因为我只能假定她是在我想要采取极端行动时无意间听到了我发狂的话语，才会模仿我的行为。随着Zo?渐渐长大，保护她不在我的抑郁期受影响变得越来越难：她听过我表达自杀意愿，更糟的是，她见过我陷入身体僵硬和失语状态时的样子。我之所以后来想到这些，是因为我记得有位喜剧演员SarahSilverman曾经在一个电视谈话节目上说到，她宁愿去领养一个孩子，也不想自己生一个，因为她担心自己的孩子会遗传她的抑郁症。我对于Silverman女士的恐惧深表同情，同时我也认为他们过分担忧了遗传基因的决定作用。这是近来会有的一个现象，一个人会在先天养育和后天教育的争论中摇摆不定。

在上世纪50、60年代，主流的思想是环境因素对于人格塑造至关重要，这导致产生一些方便易得的理论，如“精神分裂-基因性”的母亲和BruneBettelheim理论：抑制自我的妈妈会导致孩子自闭。现在，因为我们更加了解了大脑的运作方式，我们更趋向于生理因素。我们曾经一度恐惧隐藏在内心中的自己，现在我们担心与生俱来的化学物质操纵我们的命运。那么，抑郁的遗传性有多大呢？它并没有基因标记；目前的研究显示，多个基因在遗传时很可能同时产生作用。这个领域的研究进行得十分艰难，因为我们不能呈现出一个完美的实验——将两个同卵双胞胎从一出生就分别送到两个家庭抚养，看哪个会抑郁哪个不会。然而，科学家可以比较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来观察差异。这样的研究最近得出的结论是，抑郁的遗传率大概是40%。

这听起来可能够高的，直到你意识到那种遗传可能性仅仅指一个潜在的抑郁的危险，而不是已于本身。“它不是孟德尔的遗传学”AndresSanMartin博士如是说，一个纽约的精神病药理学家。“因果关系是相互作用的结果，”他断言这是由“多种层次上的多种因素”造成的。也许我们犯的最基本的一个错误是试图以非此即彼的框架理清人类性格的进化--先天的或后天养成的--而不是把人类的性格看成一个无法解开的混合物。RobertKlitzman博士，一个临床精神病学教授兼哥伦比亚大学生物伦理学硕士项目的主管，观察到“人们误解了遗传学，他们想把基因测试解读为非黑即白的，而医生们更多的把它看作是预报天气（一样模糊不精确）。”

Klitzman博士指出，人们发现把问题都归结于基因原因，这太方便了。他则将此称为一个高风险的“责任游戏”。换句话说，我们想知道，到底是不是我们自己的错误导致问题的发生--或者也许是我们母亲的错误。如果是你的基因在捣鬼，那没人能责备你，这多让人如释重负。当Prozac（百忧解，一种治疗精神抑郁的药物）出现后，抑郁的生物概念得到发展，并且这个疾病的污点相应地减少了。所以出于许多动机，人们可以把心理紊乱和基因因素联系在一起，哪怕这实际上是将事实弄得含糊不清。尽管科学在遗传信息的挑选方面取得了快速的进步，但把一个普通的疾病归因于基因还是少有的。家族黑蒙性白痴、囊性纤维化和镰状细胞性贫血属于少数几个特例。在其他情况下，尽管当一个基因被隔离出来时（如Alzheimer/老年痴呆症的例子中），这个基因并不为所有这些疾病负责。有可能你有基因变异的情况，但并没有得这些疾病，或者得了这些疾病但并没有发生基因变异。这都是在先天和后天的相互作用下发生的。例如，研究者们报告说单胺氧化酶基因，通常称作“勇士基因”，和童年期受虐待的背景相结合，也许能解释攻击性和反社会行为的例子。

生物性不决定命运：不管有什么样的父母（抑郁与否），一个孩子都有16.5%的概率，也就是6个中有1个，在TA的一生中体验抑郁。抑郁不是一个单一的现象，这使它的原因更难以被确认。对大多数人来说清楚知道的是，抑郁似乎更多的是环境和经历的结果，而非一个人的遗传天性，这意味着“养成教育”仍然至关重要。如果你事情做得还可以并且没有不可预知的创伤发生，例如至关重要的丧失和过度压力，很有可能——比1:1还高的比例——有一个抑郁的父母，孩子长大后并不抑郁。这个数据从未动摇过我将自己的。实际上，对于我来说，Zoe是比最牛X的鸡尾酒疗法更有效的抗抑郁药物。

在有更加确实的基因研究信息出现之前，看起来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是在了解孩子有易感病倾向的同时，着重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我们能够控制的环节(这包括去体察你孩子的本性，尤其是当TA的本性和你不同的时候）。在我抑郁症时好时坏的过程中，我在女儿身上倾注了很多的爱，这一点是我父母做不到的（我认为这才是我抑郁症的根源，因为我父母都没有抑郁症）。现在，Zoe再也不是那个每天一早醒来睁开明亮眼睛的宝宝了，跟我们一样，她也遇到了很多生活中的问题。但是目前为止，终身和抑郁症做斗争似乎不是其中一项。本文作者即将出版一本有关和抑郁一起生活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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