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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之概述

 

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之概述

此文是《当代心理治疗》(CurrentPsychotherapies)(第九版)一书中的第九章,由欧文?亚隆(IrvinD.Yalom)和朱瑟琳?乔塞尔森(RuthellenJosselson)执笔。这一章节中有些材料来自于更早版本的《当代心理治疗》中罗洛?梅(RolloMay)和欧文?亚隆所写的那一章。

概述

意识到作为存在既定的终极关怀,根本地改变了治疗师和病人之间的关系,他们成为了旅途伙伴(fellowtravelers)。从这个优点来看,甚至病人/治疗师、来访者/咨询师、被分析者/分析师,对这个关系的本质来说都变得不适当,因为他们暗示着“他们”(受折磨的)和“我们”(医治者)之间的差别。然而,我们所有人都在一起,没有哪位治疗师,没有哪个人可以免于固有的存在悲剧。一起分享人类境遇的本质,成了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的基石。

存在主义心理治疗是一种可以与其他取向整合的治疗形式,而不像认知行为主义或精神分析那样——是一个独立的治疗“流派”。它不是提供一系列新的心理治疗规则的技术方法,而是代表了一种思考人类经验的方式,这种思考方式可以——又或许应该是——所有治疗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必须面对亘古不变和难以处理的终极关怀(ultimateconcerns)问题:死亡、自由、孤独和意义。存在主义治疗取向涉及的是,某个人,也就是治疗师,愿意毫不畏缩地与病人一起越过人生最深处和最令人烦恼的问题。存在主义心理治疗是对人类苦难的一种态度,而并没有一本指导手册。它追问关于人类存在的性质以及焦虑、绝望、悲痛、孤独、隔离和反常的性质这些深度问题。它还集中地涉及意义、创造性和爱这些问题。除了反映这些人类经验之外,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师已经设计好了一种治疗态度——在努力尝试帮助他们的过程中不歪曲人类存在。实际上,许多实践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的心理治疗师,并没有给自己贴上这样的标签。在他具有开创性的著作——《存在主义心理治疗》(ExistentialPsychotherapy)中,亚隆()讲述了他参加亚美尼亚人厨艺课程的故事,那位老师英语说得不太好,因此主要通过演示来教学。但是,亚隆尽了他最大的努力,也一直不能使他的菜肴和老师的尝起来一样好。于是,他决定更加仔细地观察他的老师,然后,在一节课上,他注意到当她准备好她的配菜后,她把这道菜交给她的助手,助手把盘子拿到厨房并放进烤箱里。他观察这位助手,然后感到很惊讶并得到了启发,原来在把这道菜送进烤箱之前,她扔进了一把正中她意的混杂的作料。这些“扔进的东西”(throw-ins),亚隆将之比作治疗师与他们病人之间的互动,因为它们没有在他们的理论“食谱”内被概念化,所以没有被大家注意到。然而,或许,这些扔进的东西涉及人类存在的共同问题——简言之,涉及存在主义心理治疗。

基本概念

存在主义者将人类看作是意义创造的存在(beings),人类既是经验的主体,又是自我反映的客体。我们都是难逃一死而且知道自己有必死命运的生物,因为我们有自我意识(selfaware)。不过,只有在反省我们必死的命运之时,我们才能够了解如何去活着。人类向他们自己发问关于存在的问题:我是谁?生活值得过吗?生命有意义吗?我如何能了解我的人性?存在主义者认为,最终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与这些问题达成协议,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我们是谁以及我们成为什么负起责任。因为存在主义者对一些方法特别敏感,担心在这些方法中理论可能使人们失去人性并把他们当作客体,所以他们把真实经验比虚假的解释看得更为重要。当经验被塑造进一些先前存在的理论模型时,它们便失去了真实性并变得与经验它们的客体相分离。于是,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师的焦点在于经验的主体性,而不是诊断分类的“客体”。

终极关怀

诸如“选择”、“责任”、“必死的命运”或“生活目标”这些问题,所有的治疗师都猜想它们即是病人的核心担忧(centralconcerns)。越来越多病人前来治疗,含糊地抱怨他们丧失了(生活的)目标或意义。但是,对治疗师来说,通常更加舒适的是,把这些担忧重新构造变成症状,并与病人谈论药物治疗或处方性的手册化练习,而不是在他们寻求生活中的意义时与之真诚地交汇。许多诊断出来呈现的“症状”可能会掩饰了存在的危机。尽管我们渴求永远地存在下去,但是我们是有限的生物;我们被孤单地抛进存在,没有一个注定的生命结构和命运;我们每个人必须决定如何尽可能充实、幸福、有道德和有意义地生活,这些存在现实引发了人类的存在困境。亚隆围绕着这些关于人类境遇的基本挑战,确定了四类“终极关怀”。它们是自由、孤独、意义和死亡。

自由

从存在主义意义上来讲,自由(freedom)这个词不是指政治自由,也不是指增加一个人心理觉察而给他的生活带来更多的可能性。相反,它是指这样一种观念: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宇宙当中,没有与生俱来的设计方案,在这个宇宙中我们就是自己生活的作者。生命是没有根基的,我们独自地为我们的选择担负责任。这种存在主义的自由背负着令人害怕的责任,并总是与畏惧联系在一起。它是这样一种自由,人们如此惧怕它以至于他们愿意服从于独裁者、导师和神灵来为他们移除这个负担。埃里希﹒弗洛姆()描述道,在逃离自由的努力中伴随着“对屈服的贪求”。最终,我们要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经验以及对这个世界的经验负责。责任不可逃脱地与自由练习在一起,因为我们要为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负责,要为我们所有做出的行为和未履行的行为负责。以这种方式来解释责任是非常令人不安的。按照萨特的说法,如果我们是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事情的“毫无争议的作者”,那么,我们最珍贵的思想、我们最高贵的真理——我们被证明有罪的根基,全被宇宙中的一切皆偶然这一意识所暗中破坏。我们忍受着这一负担——认识到我们对我们所有的经验负有责任。责任的一个互补物是我们的意愿(will)。虽然近来这个概念在社会科学中变得式微,被动机(motivation)这样的词所取代,但是人们最终仍然要为他们所做的决定负责。宣称一个人的行为由某一动机来解释(也即,导致),这是否定个人为他或她的行为要负的责任。废除这样的责任是不真诚地活着,萨特称之为自欺(badfaith)。因为对终极自由的恐惧,所以人们建造起过多的防御,其中有些引起了精神病理学方面的问题。治疗工作十分关乎要对一个人的经验负责这一(重新)假设。事实上,治疗事业可以被设想为这样一项工作,在这里面来访者主动地增加和拥抱他或她的自由:摆脱破坏性的习惯,消除自我强加的意识麻痹,或走出自我限制的信念,仅举几例。

孤立

个体可能会感到与他人的隔离(人际孤立)或与他们自己的分离(内在孤立)。但是,还有一个更基本的孤立形式,存在孤立,它是关于我们在宇宙中的孤单感,尽管通过与其他人类存在的联系得到缓解,但是它仍然存在。我们孤单地进入这个世界,又孤单地离开这个世界,而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必须一直设法处理这样一种张力:一方面我们渴望与他人联系,另一方面我们又认识到自己是孤单的。埃里希﹒弗洛姆认为,孤立是焦虑的第一来源。孤单(aloneness)与孤独(loneliness)有些不同,孤独也是治疗中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孤独是由致使亲密性崩解的社会、地理和文化因素所致。或者,是由人们可能缺乏社交技能或其个性抵触亲密性而致。但是,有关存在的孤立切中得更深;它是一个更基本的与存在铆接的孤立,是一个人与他人之间不能逾越的一个深渊。当认识到一个人的死亡总是孤零零的时候,此刻存在孤立最经常被体验到,这也是诗人和作家之间共同的主题。但是,许多人碰触到他们对存在孤立的恐惧,是在他们认识到这种恐惧的时候,即感觉到可能在某个时刻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想起他们。或者,是这样的时刻,在另一个国度的荒芜的沙滩上孤单地行走,一个人可能被一个可怕的想法击中:“此刻,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在哪里。”如果一个人不被其他人想起,这个人仍然是真实的吗?在治疗那些丧偶的人们时,亚隆感到震惊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孤单感,而且还有伴随着的对于过一种没人注意的生活的绝望感——没有人知道他们何时回家、何时上床或起床。许多个体继续一段极其不满意的人际关系,正是因为他们渴求一个生活见证人,一个抵抗存在孤立体验的缓冲。关于治疗师-病人关系的专业文献有许多对相遇、真诚、精确共情、积极的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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