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释放恶魔

乾隆：“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欤？”

问了三遍，没人回答。

和珅：“典守者不能辞其责尔。”

???菲利普·津巴多（PhilipZimbardo），《心理学》、《心理学与生活》的作者，差不多全世界只要学心理学，就都是他的学生。他另一件广为知名的事，就是在年，于斯坦福大学任教期间，进行的大名鼎鼎（在一部分人口中也是臭名昭著）的——斯坦福监狱实验。???

直到实验结束三十年后的年，津巴多才出书详细回顾、分析了当年备受争议的实验，这本书的名字叫《路西法效应》，中文出版时加了一个诠释的小标题：“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作者自己在序言中说：“何我将大部分的职业生涯投注在邪恶心理学的研究上——包括暴力、匿名、攻击、酷刑及恐怖主义。”四十年前的那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对我们民族造成至深伤痛的，毫无疑问就是在运动中的割裂、暴力、冤案、虐待、杀戮。这个实验和对邪恶心理学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去真正理解当年的那场大灾变。

在实验中，津巴多随意指派24名学生模拟扮演“囚犯”和“狱警”，“监狱”的地点就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的地下室内。我们来看看实验过程是怎样的：

津巴多教授对9名狱卒扮演者们做出如下要求——所作所为尽可能贴近真实，但不能使用暴力维持监狱秩序。周日上午，身穿笔挺的制服、胸前挂着口哨、戴着深色太阳镜、腰里别着警棍和手铐——完全可以以假乱真“狱卒”们兴奋而紧张地期待着“囚犯”的到来。为了让他们尽快进入角色，囚犯们已经丧失了真实姓名，取而代之的是诸如“”、“”或“”的代码，9名囚犯均蒙住眼睛、戴有脚镣，每个人都被脱光衣服冲水、撒痱子粉，并发放狱服，一切与真实环境无二。用作者的话讲——“堕落仪式正式开始”。

刚开始，狱警们仅仅是语言暴力羞辱囚犯，例如嘲笑他们生殖器的长度；仅仅一天过后，就演化为了体罚。为反抗体罚，囚犯们多在监狱内拒绝出门，而看守们毫不让步，他们用灭火器喷射囚犯，将他们赤身裸体地锁在床腿上，禁止他们外出上厕所，带头反抗者被关进了“黑洞”——也就是禁闭的黑牢。很快，只能容纳两个人的黑牢就占满了。仅仅第一天，“”号囚犯就精神崩溃、失声痛哭，实验组只好决定让这名“囚犯”退出实验。随即，一个流言开始在狱警中漫延——“”号囚犯将尝试帮助狱友越狱，于是狱警们更加草木皆兵。到了第三天，惩罚手段已经上升到人身的羞辱，诸如当众“跳山羊”，高喊“我是罪人”等。巨大精神压力下的囚犯中已经有人为了讨好狱警而出卖了他们的同伴——“”号囚犯——检举了他背后不恭敬的言论，而“”毫无疑问被关了禁闭。

第三天，又有一位严重歇斯底里症状的囚犯被迫退出；等到了第四天，用津巴多自己的话说已经是“哀鸿遍野，怨声连连”，狱警更加无所顾忌，虐待不断升级，不公正的处罚相继上演。号囚犯暴怒反抗狱警，随即收到更大的报复和折磨；号囚犯开始用绝食反抗；又有两名犯人达到精神崩溃的边缘……当狱警强迫两名囚犯模仿动物交配的时候，震惊的教授宣布停止了这项实验——比预先确定的结束日期早了9天之久，也就是说整个实验只完成了不到计划的三分之一。

相信，每个看了整个故事的人，感受到的心灵冲击不必津巴多教授更少。这个实验给实验者的仅仅是虚构的、模拟的身份，就已经很快地走向了失控的边缘。作者表示：“在实验开始的时候，两组人之间没有任何区别，不到两个星期之后，他们之间已经变得没有共同之处了。”作者认为，个人的性情并不像我们想像得那般重要，善恶之间并非不可逾越，环境的压力会让好人干出可怕的事情。津巴多教授由此引出了情境力量场（situationalforcfild）的概念：我们看到广大的受试者，如大学生、市民志愿者等等，能够符合、遵守、服从，轻易地被诱惑去做在“情境力量场”之外无法想象的事。一系列心理动力运作过程，包括去个人化、服从威权、被动面对威胁、自我辩护与合理化，都是诱发好人为恶的因素。这就好比白内障，它能遮蔽人的思考，并促使当事人觉得其他人猪狗不如，认为敌人就应该受到酷刑折磨和歼灭。

实验前有如“白纸”的学生，为什么赋予了“狱警”这一身份之后就会变得如此暴戾、野蛮、滥用权力，而“监狱”提供的“对立环境”似乎又对他们所有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们不禁联想到，在那一场政治运动中，一部分人获得了“伸张正义”、“保卫革命”的绝对正面角色，而另一部分人则被描述成了“走资派”、“敌对分子”，整个中华大地在这样的“情境力量”和“角色扮演”下变成了千千万万个斯坦福监狱。

狱警赛罗斯最后的评估报告中这样回忆自己当时的状态：“偶尔我会忘记犯人们也是人，但是我总是告诫自己，要体认到他们也是人。有时候我会简单地将他们想成‘丧尽天良的犯人’，这样的情形经常发生，通常是在我下达命令的时候。很疲惫又感到厌恶时，脑袋里大概都是这么想的，而且我会采取实际行动，真的不把他们当人看，这样比较好做事。”

另一位狱警的回忆更切中要害：“‘坏人’是社会的败类、是人渣、不配被当作人来看待,他们的名字不仅被剥夺，由数字取而代之，而且对待他们可以像动物一样被铁链束缚……相反，‘好人’则被授予了武器和权力。一旦你穿上制服，就好像开始扮演一个角色，你不再是你自己，你的所作所为要与这身制服所代表的职责相匹配。”——如果要分析当年红卫兵的心理，恐怕这段话再贴切不过了吧

路西法是光之守护者，是上帝最宠爱的天使，直到他挑战上帝的权威，带领一群堕落天使投身地狱。堕落天使决定用毁坏上帝最爱的杰作——人类——来报复上帝。津巴多监狱实验的目的之一是旨在解释战争中刷新人性下限的野蛮罪行、以及监狱中的虐囚丑闻。最后教授得出了他的结论：在一定的情境下，传统意义下的“好人”也会犯下野蛮的暴行。这种人的性格的变化被他称之为“路西法效应”——这是根存于我们每个人内心中的魔鬼。

“人类不是命运的囚犯，而是他们心灵的囚犯。”——富兰克林·罗斯福

我有一位前辈，他外祖父是一位老革命，具体地位我就不说了，埃德加·斯诺的《红星闪耀的中国》里有他们俩的合影，感受一下就行。这位前辈的舅舅，正儿八经的红二代，第一批红卫兵，我来讲讲他的故事。当参加红卫兵的时候，他们肯定是怀着无上的光荣和荣誉感，是想做有益的、好的、保卫革命果实的事情，比如一开始上街破四旧，人家里有个宣德年间的香炉，红卫兵们“啪”就把这砸了，这是封建残余要消除；但是砸了之后掉出来这家存的压箱底的钱，红卫兵们客客气气的就把钱还给人家——这是你们的生产生活资料，炉子砸了，钱还得给你们。

但是，到了后来，就发现哎我砸了炉子没事，那我要是抢了他们家的钱呢？看见个莱卡相机稀罕玩意，虽然不算四旧，但是我人多势众代表正义，拿走又能怎样呢？看看斯坦福的学生在监狱实验里的表现，你不能指望当年文革中十八九岁的红卫兵们有多少的自制力吧。再往后，我打一打人可以的吧，反正他们都是革命的对象、都是坏人啊；我烧了他们家的书籍、手稿没问题吧，反革命的东西有什么好的呢……于是整个事态离人类文明的社会越来越远，变成了群体兽性的恣意倾泻，曾经拿着“最高领袖”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的年轻人，当领袖再度要求他们“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时候已经置若罔闻了——释放的恶魔已经不受控制了。

开头讲了个心理实验，再讲一个艺术。行为艺术之母，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Abramovi?），目前她最广为人知的艺术是年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表演的ThArtistIsPrsnt。整个表演中，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像雕塑一般坐在木椅中，接受陌生人的对视，她这一坐就坐了两个半月，在长达小时中、个陌生人的对视过程中，有诸如艾伦·里克曼、LadyGaga等明星，也有一些接触到她的目光不过十几秒便宣告崩溃大哭起来的路人。最后，当离别了22年的前男友出现，她先是微笑，随后流泪，最后两位恋人伸出双手，十指相扣，整个实验也宣告结束。

不过阿布拉莫维奇最有意义的行为艺术，是年在意大利那不勒斯表演的“韵律0”这部作品，其作品之意义重大，影响之深远，不仅体现在艺术理论界，更是成为了人类学、伦理学、群体生态学、行为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和政治社会学中的经典范本。

艺术家想表达的是第一次尝试与现场观众的进行互动，让观众成为她作品的一部分。观众准许随意挑选桌上的72种物件与艺术家进行强迫性身体接触——物品中有玫瑰、蜂蜜、剪刀、匕首、十字弓，灌肠器、中甚至有一把装有一颗子弹的手枪。在整个表演过程中，艺术家把自己麻醉后静坐，不对观众的选择进行任何反应，同时郑重承诺自己承担行为艺术表演过程中的全部责任。在刚开始的过程中，观众们还小心翼翼地“客气”举动，比如喂蜂蜜、巧克力，亲她的脸，给他涂口红等举动；当慢慢发现艺术家完全没有反应时，观众的胆子也越来越大——在她身上乱涂乱画，剪碎她的衣服；慢慢的观众们的行为开始失控，艺术家的衣服被人完全脱去，有人在她身上划下伤口，有人对他的身体做出下流的举动，有人将玫瑰猛然刺入到她腹中；直到最后一位观众拿起手枪，放入她的嘴里，意欲扣下扳机——这才被惊慌失措的旁人制止，整个行为艺术历时六个小时，宣布结束。

阿布拉莫维奇的眼中充盈了泪水，然而她的身体无法做出任何反应，或许整个实验的走向远超她的预期，就像津巴多教授对他的监狱实验感到震惊一样。麻醉结束后，艺术家从椅子上站起，缓缓走向观众，就在刚刚恣意妄为的观众们竟然感到恐惧了起来，他们纷纷后退，然后四散逃跑，作鸟兽散。

对于这次经历，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在采访中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这次经历令我发现，如果你将全部决定权交诸公众，那么你离死也就不远了。”(WhatIlarndwasthat…ifyoulavituptothaudinc,thycankillyou。)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文革中激进群众们行为的种种特点：第一步，先扣帽子、划队伍，把自己归为正义方（为了革命），把对方划为邪恶方（随便揪点人出来吧，总得有反革命吧）；第二步，对邪恶方展开正义的批判，可能只是限于言语暴力、轻度体罚（监狱实验、“韵律0”实验中的初级阶段）；第三步，当自诩正义的一方，发现自己逐渐过分的行为并不会有任何惩罚，于是心里的兽性愈发激荡喷薄，逐渐演变成了暴力、囚禁、虐待、人格侮辱等人神共愤的行为；最终，野蛮的破坏、大规模的武斗、草菅人命，很多人已经与战争中犯下粗暴罪行的野兽们并无二样了。

文革结束了，但是文革的土壤从未被消除，这个土壤就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恶魔。

上面的过程中最基本的就是第一步，首先要扣帽子、划派别，要把自己放在正义的一方，就像斯坦福实验里狱警说的那样：他们是坏人，我们对坏人做什么都是正义的。我们看现在网上的互喷，无论是“X粉”“X蜜”还是“公知”“小粉红”，一定要给对方先扣上个“帽子”、划一个“派别”，大致逻辑就是这样：你看你说这种话，你一定就是“公知”/“小粉红”了，你看这个公知造谣了，你看这个小粉红又说什么蠢话了——所以公知们都是谣棍、小粉红们都是脑残——所以公知/小粉红要死全家——所以你是公知/小粉红，你也要死全家。

还有那篇流传甚广的文章《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很多人知道这句话，但是不知道这句话的出处，这篇文章的核心论点是什么呢，引用原话：“几十年前，年轻的红卫兵打、砸、抢、烧，祸害了一帮老年人。现在，一些老年人碰瓷、讹人，自己摔倒坑人，祸害了一帮年轻人……仔细想想，其实不是老年人变坏了，而是，那拨坏人变老了。”——文章就从多方面论述了，因为那个年代环境是坏的、出生在那个年代的人是坏的、而且都是坏的、而且一直到现在还是坏的。这种一个论断打死一群人的方式，不就是当年红卫兵“认真分辨”反革命的标志性做法么？可以想象，这篇文章的作者和簇拥者们如果到了那个年代，一定是挥舞着道德大棒去给所有人贴标签、扣帽子，再推到对立面，狠狠地批判一番的年轻人。

再来看看这个：

我今年的笑点都指着这条微博来满足了，反正就是一个“公知”跟一个“五毛”吵架（这都是他们自称的名号，不是我帖的标签），相互指责对方是“文革余孽”，然后公知在自己微博发起了一个投票，让粉丝选谁是“文革余孽”。你们看了是想哑然失笑还是想放声大笑还是想偷偷窃笑还是哭笑不得，当年文革中的“反革命”分子不就是茫茫多红卫兵公推出来的么，不就是群众失智和盲目的典型注脚么，现在还发起投票来“选”文革余孽，究竟谁才是文革余孽啊。

就现在网络语境下，“文革余孽”这个词也已经成为了扣帽子、划界线、把对方搞臭搞烂的手段了，跟当年红卫兵动不动就说人“反革命”是一个道理，真是完美的继承了“文革精神”啊。所以这是我发明的一个词——“文革余孽悖论”：经常随意指责他人是“文革余孽”的人，才是真正的“文革余孽”。看看这种人有多少，就知道文革的土壤有多深厚。我随便翻两个网易新闻，截个评论给你们看（注意看那个赞同数，都是热评啊）：

看现在网上，舆论汹汹，譬如前一阵的马蓉和王宝强、郭德纲和曹云金，是不是感觉当一种声音成为了统治观点之后，其他声音就再也难以发出来了，但凡有些“异见观点”，还不一定与主流观点截然相反，只是没能完全迎合主流观点，马上就会受到相当多的、带有恶意的攻击。如果说这是舆论在维护正义、替天行道，那么自以为自己是“正义”的舆论犯错了怎么办呢？广东陆丰高中女生安琪被怀疑偷窃服装，服装店主将她的照片发布到网上，随后安琪遭到人肉搜索，个人隐私信息被曝光。女孩不堪压力自杀身亡。最后警察证明，事实上这个女孩并没有偷衣服。

看看这些土壤，是不是感觉把文革的探讨仅仅归于政治斗争、上层角力还远远不够呢？所以我一直在说，文革从未得到真正的反思。

年，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出版专著《乌合之众》，代表着心理学一个分支——群体心理学正式成立。一句话概括这本书——人民是蠢的、盲目的、低智商的。

勒庞认为，人一旦进入了群体，他的性质就会发生了变化，他就不再是一个“人”了，而变成了一个“群体中的人”。“群体中的人”的人有两个特点：首先是个人个性的消失；其次是他们的情感与思想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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