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马克思(续)保罗·约翰逊文民主**的化身如果对真理之爱不是马克思的动机,尽管他看似个学者,那么,什么才是生命中激励他的力量?为了找出这个力量,我们必须更加仔细检视他的人格特质。我底下所要说的是个事实,从某些方面来看,还是个令人沮丧的事实:许许多多的知性作品并非出自大脑与想象力的抽象运作,而是根源于深层的人格。马克思就是此一原理的显著范例。我们已经说过,马克思的哲学是他诗意想像、新闻技巧与学究气的混合表现;但我们还可以证明,其哲学的实际内涵也与其人格的四个面向有关:嗜好暴力、渴求权力、理财无方,尤其是他惯于剥削身边的人。一直存在于马克思主义之中、且由马克思主义政权的实际行为所不断展示的暴力意味,其实就是马克思本人的一种投射。马克思一辈子都生活在激烈的言词暴力氛围中,这些言词暴力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发成激烈的争吵,有时还演变成身体上的攻击。后来成为马克思夫人的燕妮对马克思的第一个印象,可以说就是马克思家人之间的争吵。在波昂大学时,马克思因为携带枪枝而被警方逮捕,几乎被退学;波昂大学的档案显示,他涉及学生之间的冲突、与人决斗,并在左眼留下一道伤口。马克思与家人的争吵使父亲晚年抑郁而终,最后并导致与母亲彻底决裂。燕妮保留下来的早期书信中写道:“请不要写得这么怨恨恼怒”,显然他与人不间断的争吵,许多是源自他惯于在书写时使用激烈的词句,言语中更是如此,而且往往是受酒精刺激所致。马克思并非酒鬼,但经常喝酒,而且往往喝得很凶,有时还与人拚酒。马克思有一部分的问题是,从二十几岁开始,他就一直都是个流亡者,几乎只生活在外国城市里的流亡社群中,主要是来自德国的流亡社群。他很少接触这些流亡者之外的人,也从不试着与别人打成一片。而且,他所交往的这些流亡者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狭隘的团体,革命政治是他们全部的兴趣所在。这个情况本身有助于解释马克思对于生命的狭隘观点,而且很难想象有哪一种社会背景更能诱发他好争吵的本性,因为这种流亡圈子一向以争辩凶狠而声名狠藉。据燕妮的说法,除了在布鲁塞尔外,这种争吵从没停过。马克思在巴黎磨坊路的编辑会议必须把窗户关起来举行,这样外面的人才不会听到那没完没了的吼叫。但这些都是漫无目标的争吵。从鲍尔开始,马克思和每一个交往的人吵,除非他们接受他的完全支配。结果是,许多人都描述过暴怒中的马克思,而且多半带着敌意。鲍尔的弟弟曾经写过一首关于马克思的诗:“特利尔来的黑家伙正在发怒/他捏紧凶恶的拳头,他的咆哮无休无止/彷佛一万个魔鬼抓着他的头发。”马克思个头矮壮、黑发而有络腮胡,肤色土黄(他的小孩叫他“摩尔人”),戴着普鲁士风的单眼镜片。目睹马克思“审判”魏特林的亚伦可夫(PavelAnnenkov)描述他的“浓密黑发、多毛的手与扣错扣子的大衣”;他不讲礼貌,“骄傲且隐约带着轻蔑”;他“尖锐、金属般的声音,与他经常加诸人与事的极端评断恰恰相合”;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带着一种“刺耳的语调”。他最喜欢的莎士比亚作品是《脱爱勒斯与克莱西达》,欣赏埃贾克斯与瑟塞蒂兹激烈的詈骂。他喜欢引用里头的文句,其中一段话(“你这个胡涂的君主:你头壳里的脑子不比我手肘里的多”)的受害者是他的革命伙伴海因岑(KarlHeinzen),此人则对这个爱生气的小个子做了令人难忘的描画,以为报复。他发现马克思“脏得令人难以忍受”,是“人猿与猫生下的杂种”,有着“乱糟糟的煤黑色头发与脏脏的黄皮肤”。他说,不可能说得出究竟马克思的衣服和皮肤是天生的泥巴色,或根本就是肮脏;他有一双细小、凶狠、带着恶意的眼睛,“迸射出邪恶之火”;他有一句惯用语:“我要消灭你。”事实上,马克思有许多时间都用于巨细靡遗地搜集政治对手与政敌的资料,如果认为对他有利,他会毫不犹豫地把这些资料交给警方。公开场合中的大吵,例如国际工人协会的一八七二年海牙会议,隐约预示了苏俄的清算斗争:斯大林时期发生的事,没有一件不是早在马克思的行为中就已预见。有时还真的血溅五步。一八五○年,马克思恶声恶气地大骂维利希(AugustvonWillich),气得维利希要找他决斗。尽管马克思以前与人决斗过,但他说“不想与普鲁士的官员打打闹闹”,不过他不会阻止他的年轻助理施拉姆代替他,虽然施拉姆这辈子还没用过手枪,但维利希可是个神枪手。结果施拉姆受了伤,而维利希这次决斗的助手是极为奸诈的铁绶(GustavTechow),他是马克思的同伙,但燕妮看穿此人因而极为憎恶;铁绶杀害过不只一个革命同伴,后来因为谋杀警官而被吊死。只要能配合他的计谋,马克思本人并不排斥暴力、甚至是恐怖主义。在一八四九年对普鲁士政府的声言中,他语带威胁:“我们铁面无情,不向你们要求任何宽恕。当轮到我们动手的时候,我们不会掩饰我们的恐怖手段。”次年,他在日耳曼地区散发的〈行动计划〉中,特别鼓动暴民使用武力:“我们非但不能反对所谓的暴行,这些人民复仇的榜样所对抗的是带给我们可恨记忆的可恨个人与公共建筑,我们不能只是对这些榜样表示宽容,还要对他们伸出援手。”有时候,他也愿意支持暗杀行动,如果这么做有用的话。一八七八年,当马克思得到有人在菩提树大道谋刺威廉一世失败的消息时,在场的一位革命同志寇巴列夫斯基记得马克思当时大发脾气,“不断咒骂这个没有完成其恐怖行动的恐怖分子”。似乎可以确定的是,一旦马克思权力稳固,他将会大施暴力与酷行。不过,马克思当然从未取得足以发动大规模革命的地位——不管是不是暴力革命——因此,他把被压抑的怒气转移到他的书中,这些书也就总是带着一种坚不妥协与极端主义的语气,书中许多段落都令人有怀带怒意而写的印象。不久之后,列宁、斯大林与毛泽东以极大的规模,实现了马克思心中所感受、其书中所散发的暴力。我们不可能说得出马克思实际上是怎么看待其行动的道德性,不管是扭曲真理或鼓动暴力。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一个道德感强烈的人,心中充满了热切的渴望,想要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但他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嘲弄道德:他主张道德是“不科学的”,而且可能会成为革命的障碍。他似乎认为,共产主义的到来将给人类行为带来类似形上学的改变,道德也将随之消散。和许多自我中心的个人一样,马克思倾向认为道德并不适用于他自己,不然就是把他的利益等同于道德。当然,在他看来,无产阶级的利益与他自己观点的实现,根本是同一回事。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MichaelBakunin)提到,马克思是“认真要献身于无产阶级运动,尽管其中总是混杂着个人的虚荣”。他一直都很自恋;有一封年轻时代的长信被保存下来,这封信表面上是写给他父亲,其实是写给他自己,内容也是关于他自己。其他人的感受与观点不曾引起他太多的兴趣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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